元代医学教育及医药管理研究

发布时间：2014-12-25 20:50

 

【摘要】 时代特殊性赋予了元代医学独特的内涵：“庙学合一”的三皇庙学、医户制度、科举停废对医人的影响、蒙古统治者重医工之特有心态和传统、儒→医→官的流行路径等。这些都使元代医学管理之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关于元代医学教育及医药管理,学术界已做了一些关注及研究。其中,部分研究者的成果颇有价值,但多数成果,材料使用较为单一、述多论少、深度不够,使研究者的一些观点、结论有再检讨的必要。本研究借助于前人学术贡献,采用历史学科实证、分析归纳、历史比较等方法,对元代医学教育、药品及行医管理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探讨。以《元史》、《元典章》等正史、政书中所载的相关史料为基础,结合元人文集、方志、笔记等文献材料,相互印证,将元代医学教育、医药管理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紧密结合,展示元代医学管理较为真实面貌,弥补元代医学研究之缺失。前言。第一部分点明本论文选题出发点和研究价值。庸医问题及相关研究的缺乏引起了本人对元代医学管理的兴趣和关注。元代医学管理制度独特的内涵、学术界流行的一些关于元代医学的错误观点、相关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研究范式方面值得再检讨等,使得元代医学教育及医药管理的研究具有独有的学术价值。这是笔者选择该题的出发点和价值所在。第二部分将有关元代医学研究成果进行分类述评。肯定前人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学术价值,同时指出不足和可商榷之处。第一章：元代医学教育管理。本章对官办医学建立的时间、分布范围、在三皇庙学体制及社会中的地位、教官和学生来源及其出路、师生考核、世医的影响、教师的待遇地位等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元朝中央政府重视医学教育及医药管理是事实,但因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重视医学教育、医药管理的法令、规定,真正在地方上得到落实的并不多。因此,官办医学教育不可能,事实上也不是元代培养大批合格医生的场所。第二章：医药管理。主要对元代制药、售药及用药三个管理层面进行剖析,认为元朝政府对医药管理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尤其是对毒药的管理,不可谓不严。但因时代局限、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政府在民间制药、售药管理、用药监督等方面“有心而无力”,造成医药管理效果不佳。第三章：行医管理和庸医问题。本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查检、分析大量史料,肯定了元朝政府在行医管理上所做的努力和历史性贡献。探讨了元代行医管理实施困难效果不佳的诸多原因,其中时代的局限是最主要的。对元代儒医与医学管理之间的关系作了一定的剖析。认为：“由儒而医”风气在元代为最盛的原因是科举停废。元朝统治者重用医工是由医而仕的基础。儒→医→仕是当时一个颇为流行的现象。第二部分论述了元代的庸医问题、评析了元朝政府在禁庸医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及其效果。认为,行医资格管理是保证行医质量的门槛,它左右着禁庸医的内容及形式；而禁庸医的成效高低,又反过来影响着行医资格管理的具体实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结语。一是本人对元代医学研究的认识和反思：医学教育方面的研究空间较大,但必须要发现和使用新材料。学术界对元代行医管理和医药管理的研究需要加强。改变医学史考察传统的以医学本体研究为主的路径。元代医学史研究的特殊性对研究者是否掌握波斯语等非汉语语言的要求。二是未来研究展望。主要指出本论文需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一些问题。例如：三皇庙学的实质,非汉族统治、多民族融合给医学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既是笔者的困惑,也是本人未来努力的方向。附录。《元史》、《元典章》和元人文集中所记载的有关元代医学之材料汇编。其中,元人文集包括《全元文》(李修生主编)所收录所有元人文章。《通制条格》、元人笔记、方志等所载元代医学材料过于分散,数量少,故不收录。 

前言

一、选题出发点及研究价值
看病吃药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大事，医疗的水平和用药的安全对任何时代的发展都非常重要，笔耕文化传播，元代也不例外。陈高华先生在论文《元代的医疗习俗》‘中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元杂剧中的医生大都以庸医的面目出现。虽然蒙古入主中原没有汉唐那样长久，但是元代多位君主对中国的治理可圈可点，一代英主忽必烈更不缺少治理中国的雄才大略。那么为什么元代的医生却给后代这样一个“庸医”的印象呢?由此，笔者对元代的庸医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对史料文献深入的查检，不仅《元史》、《元典章》等正史、政书中载有关于禁止庸医的规定，元人文集、笔记、方志中也有大量庸医案例的一记载。史料显示，终元一朝，受庸医所害之人除了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外，政府官员、权势贵族甚至皇室成员亦在其列;政府较难掌控的一般社会中，庸医很多;政府容易管理的狱中犯人、军中士兵也常被庸医所误。那么为什么元代有如此众多的庸医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以至于达到“公害”、“泛滥”的程度呢?2元代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如何管理医疗和药品的呢?元代的医生和药师是如何培养的?总之，庸医问题促使我从社会制度和社会现实等各个层面深入探寻元代的医学教育和元代的医疗及药品管理，研究元人对医学教育和医药状况的看法等，以及它们与“庸医”现象之间的关系。此为本论文选题出发点之一。
元朝是中国社会自唐末开始长期分裂、战争之后的大一统时代，也是继辽金统治中国北方之后一个非汉统治整个中国的时代，在中国的制度史和社会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政治、文化、经济、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造成元代在医学教育、医药管理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例如三皇庙学制度、由儒而医、由医而仕风气的盛行等等，是元代政治和文化制度独特性的表现之一，是我们在元代的社会种族分割、科举长期停废等现象之外，进一步了解元代社会特点的视角之一。而所有这些也使元代医学管理制度和医药状况的研究具有其它时代不同的价值。此为本选题出发点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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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问题研究成果述评
土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有关元代医学的研究，散见于一些医学著作当中，如中国第一部系统探讨中医历史的著作—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该书对元代的医政、名医、名著及所形成的新学说、新成就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在疾病史的论述上亦多创见’。其它类似著作还有李涛著《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王吉民、伍连德著《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但是这些著述，以及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关于元代医学、医疗研究的成果“，大都是以中国医学史的一个章节，散见于中国医学、医药纵向论述的著作当中。这些成果主要关注医学本身，很少将医学和元代社会、政治、文化联系起来，缺乏社会考量。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升温及快速发展3，元代医学受到一定的重视，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既丰富了元代医学教育和医药管理的研究成果，又提高了史学界对元代社会生活史的关注度，本人也从中获益良多。但距离深入研究尚有距离。现将其中主要成果分类述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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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三皇庙学管理

元代的医学校因与三皇庙合一，故又被称作三皇庙学。关于元代三皇庙学研究的学者有陈高华’、马明达2、王振国3、高伟‘、甄志亚5、欧阳周6、张世清了、薛磊“、水越知9等。多年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元代统治者非常重视三皇庙学。具体表现在一是认为元政府在全国普遍设置了三皇庙学-一时间早，范围广。例如，关于三皇庙学得建立，马明达在《元朝三皇庙学考》一文中说:“整个元朝疆域内，是否真正做到了‘自国都至于郡邑，无有远迩，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庙通祀三皇。’这当然要打个问号，但可以相信，绝大多数路府州县都有三皇川“。欧阳周在《中国元代教育史》中有“虽然元世祖时各路就设置了医学，且规定了检查考核办法，但医学教育办得并不理想，质量不如人意””的评论。王振国说:“……自此，元代大都、上都、和林及各路、州、县均设立了医学校”’2。根据他的上文，这里的“自此”是指中统三年。二是认为元政府非常重视对三皇庙学的管理，三皇庙医学的作用很大，包括政府重视教师和学生的考核等。如龚纯说:“经过这样严厉的整顿以后，元代的医学才具有现代医学的规模，而不是徒具虚名了”‘3。甄志亚认为:“元代不仅重视医药，而且更重视医学教育，设有专门管理医学教育的提举司”。
元朝政府对三皇庙学实施的管理包括外部管理(学校的建立、定位、被重视程度、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和内部管理(教师来源、待遇、考核要求、资格晋升一;学生来源、考核要求、出路等)两个方面。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史料文献的爬梳、查检，在三皇庙学外部管理方面，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对医学教育并不重视。这和元文人对它的赞美及今天多数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具体表现，一是三皇庙学的建立时间大都很晚。二是三皇庙学的设置并不普遍。三是医学校的条件差。四是“庙学合一”体制使得医学成了三皇庙的附属。在内部管理方面得出的结论是:医学师生的来源、考核等管理层面存在的诸多弊端使政府培养大批合格医生的愿望落空。具体表现，一，医学教师大都来自于推荐渠道、学生来自于医户之家的弊端。二，对教师的考核是“有名无实”。对学生缺乏“公共科”考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教师待遇差、社会地位不高造成医学教师的流失，即“由医而仕”对医学教育的冲击。四，轻视临床实习对医生素质所产生的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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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元代三皇庙学建立时间、方式及其地位考论
一、三皇庙学制度
元代医学的一个特色是建立了三皇庙学制度。我国从南北朝时就开设了官办的医学教育机构，称为“医学”。唐宋中央及府州设有数量不多的医学。元代的医学从根本上是继承了宋金医学的衣钵，但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制度-一三皇庙学，即规定各路府州县所设的医学校，必须建有祭祀伏羲、神农和黄帝的三皇庙，也就是将医学和三皇庙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其性质如同儒学和孔庙，故时人称之为“医学三皇庙”或简称为“三皇庙学”。
二、元代三皇庙学建立时间
关于元代的三皇庙医学的始建，《元史》和《元典章》中都有一记载，但记载的具体时间却不同。《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记载的是中统二年(1261年)，《元典章》中却是中统三年。见《元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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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医药管理 .............................94-108 
第一节 制药管理 ...............................94-96 
第二节 售药管理 ............................96-102 
第三节 用药管理 .......................................102-108 

第三章 行医管理和庸医问题

第一节政府对医人的考核
一、行医考核
对行医之人进行业务考核，在元之前早已有相应制度。如唐朝规定“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全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2元朝始建之初，政府对行医之人考核没有做出法律上的具体要求。正是因为行医“门槛”低，行医者的水平高低不一，素质良萎不齐。既有声誉极高、救人于生死之间的良医、名医，也不乏医德欠缺、医术低下的庸医，甚至一些根本不懂医术，仅以治病为幌子去骗人钱财的假医也在社会上横行。在行医过程中，伤人、死人事件屡有发生，百姓深受其害。鉴于此，太医院于大德九年(1305年)对医生作出如下规定:
命一通晓经书良师主之，集后进医生讲习素问、难经、仲景、叔和、脉诀之类。然亦须通四书，务要精通，不精通者禁治，不得行医……。’上引中的“后进医生“是指医学不高的医工。也就是说，由一些医术较高的医生给后进医工们授课，以提高他们的医术，同时还要求他们研习《四书》等儒家经典。《元典章》一记载的这段表明太医院要求后进医生既要掌握《素问》等医学书籍知识，同时还要精通《大学》、《中庸》等传统文化典籍的内容。前者是对医生行医专业技能的要求，后者是为了加强医人医德。《元史》中关于对医人行医之条件规定一记载的更为具体:
诸医人于十三科内，不能精通一科者，不得行医。太医院不精加考试，辄以私妄举充随朝太医及内外郡县医官，内外郡县医学不依法考试，辄纵人行医者，并从监察御史廉访司察之。’
这段一记载揭示出政府加强行医管理的两条重要规定，一，医人十三科中至少要精通一科，方可挂牌行医，否则违法。二，太医院、地方医学提举(提领)等医官不依法考核医人，“纵容”医人行医，由监察御史廉访司进行纠察。至于对违法行医者如何惩罚，《元史·刑法》及《元典章》、《通制条格》中均没有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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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对元代医学研究的认识和反思
在元代三皇庙祭祀、太医院等的研究方面，前人已有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不乏颇有价值的成果。在医学教育方面，总的来讲，成果不少，但大多数严格来讲只是一般概述，谈不上深入地研究。因此，关于元代医学教育研究的尚有较大空间，但若进行更深入、更广阔探讨，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是必须之条件。在元代行医资格管理和药品管理方面，涉猎者极少。笔者论文第二、第三章分别中对这两个领域进行了一定的关注，但限于本人学术素养、能力和史料，研究深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关于历史角度研究元代医学史的路径和范围。历史研究者在研究医学史的过程中，其基本关注点不在于医学本身。通过元代三皇庙学、行医及医药管理这样的视角，增益元史研究的深度和维度，以此去探讨体现和诊释元代社会的状况。以金元四大家研究为例。医学界更多关心的是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说、李东垣的脾胃说和朱震亨的养阴说四大门派治疗之内涵等，比如刘冰在《金元四大家有关消渴病的学术思想》(载《中医药研究》，1991年01期)中就四大家关于消渴病的因机、证治等给予了较深入地探讨，以扬其说。周嘉珍通过《以李果学术思想谈气虚发热机理》(载《河北中医》，1981年，02期)一文，以李果脾胃说思想谈诊治气虚发热。两篇文章和众多医学史研究者一样，只对医学、疾病本身进行探讨，与它相关的社会、政治因素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这与历史学者研究医学史的角度截然不同。史学界可能关注的是四大门派形成的时代背景、它们对医学发展的影响等。本人在论文中不探讨金元四大家，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金元四大门派的活动，与官方对医学的管理关系不大，也就是两者之间的互动不多。而本论文是以政府对医学管理为研究对象的。二是四大家除了朱震亨(1280we一一358)主要生活经历在元代，刘完素(1120~一1200)、李果(一80一1256)、张从正(1156一1228)三人都生活在在元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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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