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新市民小说”研究,文学论文

引  言 

市民社会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无论它的生成还是其发展，都曾在中国不同阶段的文学史中被研究和书写。虽然唐代时期的长安、明清时期的北京已算是比较发达的“大都市”，但是这类古代都城在文学作品中多以政治学和战争学的意义出现。“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都市社会的生成期，始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将中国‘被动式’汇入马克思预言的‘世界共同市场’的年代。”①在这种“世界共同市场”里形成的现代都市，是以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为支撑，以国际金融资金的流转为轴心，以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为结构的，人的爱欲与意识形态是被“规整”和“预设”的。而文学作为生活的反映，是以最敏锐的洞察力抓住这个被历史车轮拉入“世界市场”的国度，来进行更为真切的生活元叙事，这时候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文学，其中对于市民生活的描写较早的也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晚清上海的十里洋场及光怪陆离的生活世相，反映了当时上海的贫富差距，涉及官场、商界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醉生梦死的繁华在这里得到了初步的展现，之后便出现了张爱玲、穆世英、施蛰存等用白话写作的专门的市民文学，突出反映了现代都市的半殖民特色，这是具有现代意识的都市文学，以上海为底版，世俗众相在海派作家笔下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地展现。对此，吴福辉在《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有专门介绍，在他看来，海派小说可以分为四大加群，其一是********作家，以叶灵凤、张资平为主要代表；其次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这一派别的出现确立了海派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张爱玲等的洋场娱情小说，使海派小说走向成熟；此外，还有一些以描写上海市民市井生活为主的作家，吴福辉称之为市民小说家，以予且、苏青的作品最为典型。“具有现代意义的海派文学所以能够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崛起，是与市民大众在这个时期成长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消费主体分不开的。”② 市民文学的出现必然伴随相关的研究著述。在此，笔者只想就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部研究著作做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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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里对晚清文学作了重新定位，对彼时的文学生产机制，尤其是对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进行了价值重估，此书虽然没有对市民文学进行专门的章节论述，但是研究者的角度的切入却值得读者借鉴，正如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谈到自己的学术取向：作学问的目的不在于搜寻或者重新定位一种典范、源头，，而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整理、完善。笔者关注的不是晚清文学的“现代性”如何被压抑以及作者是怎样阐释其被压抑的，而是作者如何以一个形而下的角度对一个非正典性的问题进行切入，尤其是他对“世俗性”的认可和肯定，包括他对晚清各类小说的整理汇编。在王德威看来，晚清小说的创作不比五四时期创作的宏大叙事，它是以各自的表述方式把世俗性、怪诞性、虚幻性的文学与生活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呈现的文学叙事模式，相对于五四时期的由文学革命转化为革命文学，或许研读者更该考虑究竟文学“元叙事”的意义何在？说到此可能与本人的研究内容稍有偏差，但受王德威研究方法的启发，笔者正是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对市民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来进行一个形而下的问题的审视，从而在研究市民文学的著述中更好地把握都市经验和市民意识的生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社会转型期《上海文学》推出的“新市民小说”作出自己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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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市民小说”的缘起 

第一节  专栏中的“新市民小说”  
“新市民小说”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文学思潮，必然有其滥觞的深刻社会历史缘由。从自身而言，《上海文学》作为捕捉时代讯号最为前言的期刊之一，倡导“新市民小说”一方面是反映都市崛起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各种意识、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是为文学寻找一种新的生长点，而不单是为了标新立异。本章主要以专栏文学研究作为切入点，导入《上海文学》“新市民小说”这一文学专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在商品经济大潮下，倡导“新市民小说”背后的社会时代特征及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即在生产主体嬗变的同时，面对新的作家身份和娱乐化的读者市场，“新市民小说”家是如何在更为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下来书写市民文学的。通过探析读者接受的狂欢化和作家制度的市场化，把握这一文学思潮出现的缘由。 在关于期刊文章的研究领域中，学者指出“专栏是指报刊上由若干篇有共同性的稿件所组成的自成格局的局部版面。”①文学专栏，笔者认为是指在文学期刊中，有关某一方面文学体裁或者题材（诸如散文、杂文、小说、评论等）的且有文学性的若干篇文章的连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世界政治意识形态僵硬局势的瓦解，带来的不仅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同时也给固有的文学体制造成强烈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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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产主体的嬗变：面对新的作家身份 
狂急迅猛的市场经济伴随着商业意识裹挟而下，符合大众口味的世俗型文化勃然兴起，面对这种公共的后社会语境，文学家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成为真正的“城市流浪汉”，“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藉以存在的现实条件便真正面临着被‘解构’的危机”③，所以，作家在这样的社会拐点便面临着无以复加的迷惘和悲哀。社会的转型必然导致文学生产及其运作机制的变化，正如上文提到的，新市民小说家开始以世俗的眼光打量物欲光华的都市，以自身对城市的体验来书写城市，这就是作家身份的变化。 文革时期，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改造，很多作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诉说那段青春无悔的岁月，写作的目的是纯然的，根本谈不上文学“生产”，他们只是想记录下那段魂牵梦萦的知青情结——文革浩劫让他们以冷静的头脑反思暴露“伤痕”（竹林《生活的路》，韩少功《回声》，王安忆《69 界初中生》）；要么在广袤的农村土地上抒发自己的理想情怀（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叶辛《蹉跎岁月》）；亦或表现农民生活和农民命运（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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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市民小说”的话语蕴藉 ........... 27 
第一节  启蒙话语：断裂还是转型 ........... 27 
第二节  政治话语：在历史缠绕中疏离 .......... 31 
第三节  人性话语：中心与边缘的位移 ............ 35 
第四章  平面上的狂欢——“新市民小说”的文本祛魅 ........... 39 
第一节 表象拼贴的叙事模式 ........... 39 
第二节 图像化的审美意蕴 .............. 41

第四章  平面上的狂欢——“新市民小说”的文本祛魅 

第一节 表象拼贴的叙事模式  
“新市民小说”以日常性的书写代替了先锋实验小说的语言迷宫，以祛魅性和去智化的写作范式站在城市中的制高点，用俯瞰式的叙事角度把整个城市平铺在眼底，大量的张贴广告、海报、时装、专卖店、酒吧、咖啡厅、霓虹灯等成为作家钟爱的对象，这些都是消费社会的主导象征符码。本章从新市民小说家的写作范式来解读文本平面的狂欢化，首先从街景展览的角度分析表象拼贴的叙事模式在城市文学中的体现；其次，在此基础上来反观日常书写是如何以形而下的角度实现审美高度的，即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面对都市化的迅猛发展，快节奏的生活和大量流动的人口使整个城市呈现一种极度的兴奋感和紧张感，急速矗立的建筑群和轰然倒塌的旧房屋，都给新兴的市民阶层和都市外来者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新市民小说”中，各色人群和各样街景都被纳入文本里，流动的车辆、拥挤的人群，都像摄影机扫描般疾驰而过。作者把文本中迷离、虚幻的街景意象给读者用拼贴式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同时，在这个欲望充斥着每一个角落的时代，作家把更多的目光伸向室内生活，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的表演欲和他者的窥私欲。其中典型地包括对公寓生活的描写，对家庭聚会场面的展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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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市民文学作为反映市民社会形态的文学原在方式，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反映了彼时市民社会的原貌。诚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唐代时期对古代都城的反映，还是明清时期关于市井阶层众生相的描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以国家意识形态出现的带有政治意义的文学记载方式，均不是市民文学。真正的市民文学，是以反映市民阶层的城市生存经验为主的文学，它涵盖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道德理想与追求等各个方面。笔者认为，具有现代都市意义的市民文学，是以海派小说为代表的对于当时上海世俗众生相的展现为契机的。尤其是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洋场娱情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半殖民地时期上海市民的蝇营狗苟、醉生梦死的苍凉世态。当然，这种集消费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市民文学是与上海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的。然而，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和新中国的成立，到处响彻的中华民族胜利的声音，同样被文学作品所讴歌，以反映农民的艰苦斗争为主的宏大叙事模式成为文学作品的正统题材，“高大全”的英雄典范成为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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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