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例外条款及其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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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例外条款及其法理基础

的有关义务，如恢复实施被取消的数量限制措施、课征额外关税，等等，以保护国家利益。一旦该情形恢复常态，则该成员方必须重新承担起相应的义务。

针对上述第二种情形，成员方想成功援引例外条款，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因为WTO协议对成员方提出的理由是否符合上述情形，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只有完全符合这些规定的理由，才是合法的理由。

（二）成员方须善意援引例外条款

有学者认为，WTO例外条款的制定和适用，就是努力寻求在一个成员引用WTO例外的权利和该成员尊重其他成员权利的义务之间达成一种合理的平衡［3］8。要实现这种合理的平衡，各成员方就不得随意行使援引例外条款的权利，而必须善意地行使援引例外条款的权利，即各成员方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和要保护的目标之间必须是平衡的。

从WTO协议的文本来看，WTO的这种平衡要求具体表现为：

1.保护目标与保护手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成员方根据例外条款采取的保护措施是为了减轻已经受到的损害或损害威胁，如果这种损害或损害威胁不存在，则不能采取保护措施。换句话说，在援引WTO例外条款时，成员方应采取为保护合法目标所必须的、或者合理的、或者有关的贸易措施。

2.保护手段与保护目标之间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德国学者彼德斯曼认为，目标与手段之间的成比例性原则是GATT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之一，GATT法律并不要求任何缔约方放弃对任何经济或社会政策目标的追求，它仅仅限制了为实现此类目标而对非透明、歧视性和特别有害的手段的使用［5］309。因此，WTO的绝大部分例外条款首先要求成员方优先选择“对贸易的限制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实施方式；其次，当困难得到缓解后，成员方应及时停止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例如，在国际收支平衡例外条款和保障措施条款中，都明确规定了有关措施应仅在适当的期限内实施。

三、WTO例外条款的法理基础

（一）对现有主要观点的评述

WTO协议为何要安排如此多的例外条款？其法理基础又是什么？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有学者认为，例外条款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漏洞。

他们认为，由于例外条款的规定比较抽象而不具体，其措词含混而不明确，从而使得例外条款往往被宽松地使用和解释，进而使其变成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漏洞，甚至破坏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可预见性和安全性［6］214-215。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比较片面的。它夸大了成员方“恶意援引”例外条款来逃避WTO义务的一面，严重忽视了例外条款在WTO法律体系中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合理性。诚然，在国际贸易实践中，确有成员方利用例外条款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但由于WTO对援引例外条款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的约定，因而这种“恶意援引”并未“泛滥成灾”，对WTO体系的完整性和严肃性也未造成任何冲击。相反，正是由于例外条款的“柔性”，对WTO的“一揽子”义务过于“刚性”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WTO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例外条款在WTO体系中的作用，赵维田先生进行了如下的概括：WTO制定的规则要在各主权国家之间适用这一点，决定了它的法律框架必须为自由贸易原则确定若干例外，才能绕开极为敏感的“主权权利”这个暗礁，得以顺畅的通行和运转［2］325。显然，例外条款作为WTO法律体系的重要条款，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会觉得“法律漏洞说”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知道，从GATT发展到WTO，历时半个世纪，先后经历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不容置疑，WTO体系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法律体系。而例外条款能够在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法律体系中存在，这一点本身就十分有力地说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2.有学者认为，WTO例外条款是为了保证多边贸易体制稳定运行而在其中设立的“安全阀”。

例外条款的“安全阀”作用对贸易自由化协议的存在和运作至关重要，例外条款为政府提供了在必要时违背特定自由化承诺的途径，但同时又设置了一定条件的限制［7］159。

我们知道，“安全阀说”的理论基础是国际条约法上的“情事不变”理论。一般认为，国际法是“软”法，其法律效力要弱于国内法。虽然，按照“约定必须遵守”原则，国家受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义务的约束，但是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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