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性视域下的调解制度

发布时间：2019-09-10 13:43

【摘要】：调解与众不同，在于它传奇，传统法律在中国百年历史中沉沉浮浮，而它却存活下来并且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在于它是“本土”与“移植”、“传统”与“现代”冲突、对话的场域，集中了中国法学界追求现代性最殷切的关注；还在于它本身拥有的难以取代的价值。我国关于调解与现代性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强调“中国性”的本土论，一种是强调“现代性”的移植论，它们根本焦点在于“调解是否符合现代性”的问题。主流现代性观念值得商榷，应转入另一种现代性观念，即反思性现代性观念，来论证调解符合现代性的命题。调解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在第三方协助下进行协商的纠纷解决活动。在我国有民间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三种类型。因民间调解和法院调解广泛应用而重点论述。民间调解的历史悠远，并在历史变迁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国独创的法院调解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当代的发明，对此存在的误解源于官方表达与实践历史一定程度的背离。当代学者对调解的讨论主要分为否定和肯定调解价值两个阵营。不论是两个阵营之间还是肯定调解价值阵营中的分歧都体现了对现代性、现代法治的根本关注。当前主流的现代性观念是一种线性进步观，强调历史必然性，容易意识形态化，在其影响下，现代法治观也有意识形态化、追求普适性、绝对化倾向，忽视世界上的他者。面对这种“误导”的现代性观念，我们应关注另一种现代性观念，即反思性现代性观念。它要求从实际出发，关注实践历史，在现代历史中发现、尊重他者，保持开放性，包容差异，提倡多元。它指引我们超越二元对立，由此中国法律的现代性在于西方和中国传统长期的拉锯、互相渗透。这种理解更真切地关注实践，关注个人、他者及整个“社群”的生活状态、共享意义和文化。调解深深地嵌在我国历史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贴切地反映出调解在场却被遗忘的境况。调解体现着我国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它的处境如同调解，一样是实践中的“他者”，我国的法律思维方式可称为实用道德主义，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它将具有前瞻性的道德性表达与实践性运用相结合，这是一种源自生活的逻辑，有别于坚持形式主义思维的西方法律逻辑。调解的实践历史并不只反映中国法律思维方式，也在变迁中体现了中西法律思维方式的相互影响。作为制度上需要认真对待的他者，调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当然任何制度包括调解都不是完美的，不能因噎废食。肯定调解的基本价值已经成为主流。作为促成合意的场域，调解包含着个体的“我”与他者的利益博弈。不论是思维方式上的体现、制度上的他者还是包含各方利益博弈的场域，调解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从前是、现在也是“我们”这个共同体共享文化的一部分。立足于反思性现代性，调解提醒我们关注他者，，尊重差异，在汲取西方经验的时候要充分尊重我国传统，在二元并存的前提下思考“我们”的未来，由此，调解是符合现代性的。尽管如此,调解发展依然有阻。一方面，作为制度，调解有其固有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当前二元对立的立场阻碍着调解发展。调解要走出他者被忽视的境地，重返舞台，需要现代性转型。首先充分了解我国调解制度的不足，进而是思维方式上的转型，要重拾自信、平和的心态，正视中国法律思维方式，吸取西方法律思维方式的精髓，比如权利的保护、逻辑的严密，扬长避短。同时在坚持调解制度基本原则、构建平等协商环境的前提下，保证民间调解、法院调解各渠道的通畅和相互协作，将调解制度转型成为私权利各方、公权力-私权利平等、良性互动、沟通的制度。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2
【分类号】：D92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