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的现状考察与规范路径

发布时间：2020-11-19 14:13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行政行为的种类与方式不断创新,相关法律也不断出台,这都给行政审判带来新的挑战。由于法官还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去应对新型复杂的诉讼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及其行政庭需要发布司法解释以及没有被标记为司法解释的司法文件,来指导、规范各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但是,司法解释制作程序复杂、成本高、时间长,不能满足行政审判活动的现实必要性与紧迫性。因此,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便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制度、规范审判行为的重要方式。然而,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的相关法律规范尚未完善,使得其在实践中存在内涵不清、程序不规范、内容混杂、具体适用混乱等问题。因而,对这种常态性的司法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与现状考察,对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制定与适用进行辨证的分析,是使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释法技艺更好的发挥其功能的重要一步。本文以2000年~2018年的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为基本素材,~((1))首先对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明确其与司法解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合法性以及现实必要性;其次,从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外在形式,到制定的实质内容,再到具体的适用等方面,对其进行规范描述,力求通过对其从产生到适用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来还原其最真实的存在样态;再次,通过分析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存在现状,提出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缺乏明确法律规定,内容不准确、与上位法相冲突、与司法解释内容重叠甚至超越司法权界限,以及实践适用方式偏离现有法律规定等问题;最后,由于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内容不同,角色定位不同,不可能对其进行一揽子规定。因此本文旨在以内容为划分标准,对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进行类型化,分别阐述各类文件得以发展的路径,以便使行政司法解释性文件能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发挥其独有的作用。
【学位单位】：湘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年份】：2019
【中图分类】：D926.21;D926.13
【部分图文】：

根据图 4 我们可以看出，行政庭作出的文件的数量基本等于答复、批复的数量，答复与批复的数量=某一具体案件的数量+某一具体法条的数量；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文件数量基本等于通知、会议纪要、意见的数量总和，也等于某类案件或法律与审判规范的数量总和。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活动中的某一具体法律或案件请示的回应，主要由行政庭作为责任主体，以“答复”的形式作出指导；对某类案件或法律的整体性法律适用问题，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作为责任主体，以“通知”、“意见”的形式作为指导。出现这种责任分工的主要原因是答复只有经高级人民法院的申请才可以作出，其制作过程具有被动性，请示的数量繁多，仅靠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制作主体无法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量，而且请示针对的是某一法条或者某一具体案件，与具体行政审判实践密切相关，行政庭具有更多的实际运用法律的审判经验。而某类法律适用问题往往是对实践中的疑难复杂、新型案件的总结，或者是在特定形势下作出的与政策相结合的法律适用方法，这类问题往往意义重大，与行政诉讼当事人的重大权益息息相关，因此，需要代表最高审判权威的最高人民法院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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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90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