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研究

发布时间：2018-10-30 20:58

【摘要】：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创设是人类积极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温室效应所做出的有效探索,人类第一次从法律制度层面明确国家的节能减排责任,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实现了促进全球减排和创造经济效益的双赢。在欧盟主导的碳排放交易制度框架推动下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也日益成熟,由此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吸引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这一制度中来。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和一系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应加快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而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设既要做到与世界主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接轨,也要适合我国国情,避免出现制度之间产生冲突。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即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日益威胁到人类生存,为此经国际社会努力产生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措施应遵循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原则;《京都议定书》明确了各国要求减排的六种温室气体,并从法律上为附件一国家设定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上限目标和时间表;《马拉喀什协议》为碳排放权交易的具体实施履行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和补充,并提出了具体的操作细则,使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从理论走向实际现实。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碳排放的三大贸易机制:排放贸易、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机制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具体形式。其次,文章探明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权利性质,并从法律角度对碳排放权及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概念进行准确定性,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中国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必要性。尽管我国目前并没有强制减排的国际义务,今后一轮气候会议的谈判进展也可能异常缓慢,但从长远看来我国确有与国际接轨、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必要。由于缺乏相关制度的保障,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相对滞后,市场上形成的交易机构所从事的交易并非实质意义上的碳排放权交易,并与成熟的国际市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为把握发展先机,我国必须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中国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必要性包括国内面临严峻环境危机;不可再生能源濒临枯竭威胁能源安全;中国现存的经济模式需要外部环境促使转型;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潜力巨大;应对国际上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及“碳关税”和主动参与并掌握碳排放交易规则制定的主动权的需要。第三部分,介绍了目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现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对大气排污权交易制度进行过试点,但该阶段项目的开展多是由政府主导,行政色彩较浓,而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配置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我国作为合格缔约方制定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是目前指导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法律依据,但办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办法》效力位阶较低,存在与上位法的冲突的情形;《办法》许多内容没有涉及或规定得过于原则,没有明确碳排放权客体的权属属性;对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资格没有做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引入减少交易风险的机制。第四部分,介绍了国际上主要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状况及其制度模式。主要有目前世界时最成熟的欧盟碳排放贸易机制,正处于建设之中但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美国碳排放交权易机制,和已取得良好效果的澳大利亚地区温室气体减排《新南威尔士减排计划》,这些国家不同的做法对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构建起到很好的示范借鉴作用。同时笔者根据《马拉喀什协议》机制,对开发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的一般程序进行了说明,通过对各国制度差异和基本制度原则进行比较,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制度解读。第五部分,笔者花了较大篇幅对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具体构建提出设想。首先需要由全国人大进行立法,提高法律位阶,避免不同等级的法律秩序冲突;其次要确定碳排放权交易的透明公开,平等自愿和审批监督的基本原则,作为指导谈判权交易制度建设的基础;需要明确碳排放权客体法律属性,为碳排放权具体交易奠定法理基础;要确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办法;再次要确定碳排放权交易参与主体资格,厘清碳排放交易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还要明确碳排放权交易个阶段中存在的风险,并对风险进行控制;最后,需要明确碳排放权交易各参与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保证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确定的规则都能得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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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1
【分类号】：D996.9;D922.6;D922.29

【引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