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TA投资法庭制度对ISDS制度的改进

发布时间：2020-04-16 01:24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开始,国际投资自由化普遍加快,各国逐渐开始放宽对外资管制方面的限制。在实体层面规定宽泛、程序上便利投资者的美式国际投资协议应运而生,并迅速在国际社会获得普遍亲睐。由于美式条约为投资启动ISDS提供了诸多便利,致使ICSID管辖的案件90年代开会开始快速增加。随着管辖案件的增多,也逐渐暴露出ICSID机制的问题。例如,对提起仲裁没有任何限制,造成投资者烂诉;透明度标准不够高;仲裁员的合法性瑕疵等。上述问题使得投资者取得过多的程序性优势,同时仲裁庭过分扩张的管辖权和解释权,进一步使得私人和国家在仲裁中的利益保护失衡;而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则严重影响了国家规制权的行使,甚至威胁缔约国的立法权和司法权。为应对ICSID合法性的普遍质疑,欧盟提出了构建投资法庭的设想,并将其写入CETA和TTIP草稿。本文拟通过多边和区域层面考察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的实践,结合相关的理论问题,评估欧盟投资法庭对目前ISDS程序瑕疵的改善,进而分析对其对ICSID审理的改进和对仲裁终局性的突破,结合国际社会和学界两种制度的观点,就签订中欧投资协议和参与UNCITRAl主导的ISDS改革提出些许建议。第一章考察了国际层面的投资争议解决实践并分析两个相关理论问题。首先,结合条约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多边立法的特点,就争议解决而言已经形成以ICSID为主的多边解决机制。区域层面,结合目前区域条约的类型和特点,对WTO官方统计的RTAs进行数据研究,指明欧盟缔约国中的主力军。其次,理论分析了仲裁庭或法庭的条约解释权来源,通过分析仲裁庭和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肯定仲裁庭的解释权。基于仲裁庭解释权扩张的事实,解释仲裁庭对国家解释权甚至是立法权的影响。最后,综合理论和国际组织立法实践,分析了区域规则相较于双边投资条约的可取之处和局限性,肯定制定统一投资规则的需要和趋势。基于第一章的理论分析,第二章简述了CETA中的投资法庭制度对ISDS程序问题改善。首先,针对ICSID的烂诉风险,CETA设立了以协商为主的诉前程序,并且针对诉权行使设定了双重时间限制;其次,CETA援引《透明度规则》并且对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扩大了公开范围,但是其在第三方参与诉讼问题上可能产生歧义;最后,与《ICSID公约》相比,CETA对法庭成员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从人员任免、道德规范、资质要求等方面提高法庭成员的专业性和可信度,进而维护法庭的合法性。第三章主要争议审查层面讨论欧盟提倡的投资法庭制度对于ICSID审查的改进。本章首先批判性思考了ICSID审理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忽略了投资争议的一定程度的公法属性,第二是过度强调保护投资者,造成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保护失衡。反观,CETA投资法庭基于上述反思,从人员配置和规则制定上基本剥离了商事仲裁制度,强调了争议的公共属性,实现了投资争议的去商事化性质,实现了对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保护的平衡。目前,该法庭已经取得对欧盟和加拿大之间投资争议的管辖权。由于欧盟的积极推进和广泛的投资立法实践,投资法庭已经同ICSID上诉庭一道成为ISDS制度改革的备选项。第四章主要从裁决的终局性层面,讨论欧盟投资法庭对ICSID的突破。首先分析了ICSID仲裁裁决,由于《ICSID公约》不允许以法律或事实错误为由提请撤销仲裁,同时其他国家或公约也具有类似的规定,导致ICSID裁决的正确性不受监督。因此导致投资仲裁的裁决在实体和程序问题上呈现出碎片化的混乱状态,法律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受到严重损害。最后进一步分析了上诉机制在私人和公共层面所保护的利益,以及国际层面构造上诉机制的可行性。第五章,指出欧盟所提出的投资法庭制度对于改善ICSID机制本身具有参考价值;同时,该制度与设立ICSID上诉机制在UNCITRAL主导的ISDS机制改革中存在竞争关系。通过分析国际社会和学者们对投资法庭、ICSID制度的各种评价,暂时对投资法庭的态度尚未达成一致。因此建议我国综合分析日后在国际投资中的身分,确定我国在中欧协议中的谈判策略;积极参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领域的立法变革活动,争取保障国家及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D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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