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野下的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15 07:25

【摘要】：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领域是一个既艰深，又重要的问题。在德国学者尤里乌斯·格尔查（Julius Glaser）创建“双重含义说”之前，证明责任一直被看成是“提供证据责任”的等质概念。直到20世纪初，证明责任“双重含义说”才被奉为“通说”，从而避免了不少纷争。但证明责任“双重含义说”的引入，在解决了一个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许多麻烦。从此，我们在讨论证明责任时不得不变得更小心谨慎。因为，稍有疏忽就可能把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提供证据责任、实质证明责任）解释的混乱不堪。国内对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探讨就往往面临此种不幸的境遇。因此，本文结合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制度背景（以公诉案件为视角），以证明责任双重含义说为基础，分别从实质证明责任和提供证据责任的双重角度对比分析为刑事被告人配置两种性质的证明责任时的法经济学考虑。并针对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则中的一些缺陷，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几点完善构想。无论是实质证明责任的分配还是提供证据责任的分配，证明成本最小化都成为立法者重要的参考因素。在为被告人配置提供证据责任时，预期错判损失最小化、增强刑罚威慑力同样成为立法者的目标。此外，将实质证明责任及绝大部分提供证据责任分配给控方承担，可以激励和约束侦控方的办案行为，使其成为国家或政府的“合格”代理人。激励约束机制还可作为进一步完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有益指标。除了公检法的公职人员的行为需要激励和约束外，律师作为被告人的代理人，同样需要类似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构基于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不仅可以降低被告人和律师之间的交易费用，，更可显著提高被告人的提供证据能力，还有利于我国律师业的健康发展。最后，笔者认为经济学视野下，完善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应有之意应是：在尽量不加重被告人提供证据责任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控方的实质证明责任及主要的提供证据责任，增强被告方的提供证据能力，努力实现控辩双方在提供证据方面的平等武装。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对经济学“效率”的追求，不但没有妨碍“正义”的实现，反而成为进一步达成“正义”的可靠参考标准。
【图文】：

被告人,经济学,成本,罗马法

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来就是学者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从罗马法中“否定者无须承担证明”，到 19纪以前德国的“消极事实说”，再到 20 世纪中期之后在德国发展起来的“危险域说”，①无不对证明成本倍加关注。如何将证明成本引入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究，成为笔者构思本文的重要思路。下文将还有关于证明成本的讨论。

威慑力,有期徒刑,方式,预期成本

据我们在威慑力理论中介绍的犯罪预期成本模型：EC = PgS PiS = Pg Pi S增加刑罚威慑力的途径有两个：一是，提高惩治的严厉性（S）；二是；努力发现犯罪的概率，即增大Pg Pi的值。两种途径都旨在通过提高犯罪的“价增加理性的个体的犯罪预期成本，以使其做出放弃犯罪的“决策”。而我国法》第 374 条，已然规定了针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的严厉刑—“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所以，通过惩治的严厉性来增强刑罚威慑力的方法，已基本用尽。而且，刑罚对犯罪分负效用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如图 3。第一个 5 年有期徒刑对犯罪分子效用是巨大的，可当继续累加下一个、再下一个……5 年有期徒刑时，给犯子增加的痛苦会明显递减。这表明，即便能进一步提高刑罚的严厉性，其收是相当有限的。
【学位授予单位】：浙江理工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5
【分类号】：D925.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