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暴恐犯罪的司法处置策略之实证考察

发布时间：2019-01-05 02:10

【摘要】：近年来,为应对我国暴恐活跃期的严峻犯罪形势,我国刑事司法采取“重刑威慑”“零容忍”等处置策略惩治暴恐犯罪。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严厉的刑罚并未有效遏制暴恐犯罪愈加猖獗的发展势头,反而让我国陷入“越反越恐”的质疑之中。刑事司法的具体实践,是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能否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量尺”,直接影响到刑事立法的规范吁求导向。但目前我国国内学者主要关注暴恐犯罪规范领域的研究,着力于相关法律制度和防控体系等顶层设计的构建,而欠缺对于暴恐犯罪立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运行效果的考察;少数学者对于暴恐犯罪的实证研究,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因此,应尝试以我国暴恐犯罪的司法实践为切入点,通过法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利用对于司法大数据的量化分析,以具体的司法数据和案例对我国暴恐犯罪的司法处置策略进行总结与剖析,以其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尝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以期为暴恐犯罪的防控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通过对于典型暴恐犯罪和涉恐犯罪的实证考察后,可以发现,为应付暴恐活跃期的“重刑威慑”“零容忍”等刑事处置策略选择,在司法领域因缺乏扎实的理论根基、一以贯之的执行标准和执行思路等,导致矛盾激化、情绪化司法、形式化司法、结果犯的行为犯化处置倾向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不但并未实现对于暴恐犯罪的有效防控,反而严重影响了刑法的规范确证效果。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刑威慑”处置策略的负效用凸显。“重刑威慑”并未明显降低犯罪率,反而更加激化矛盾冲突,促使暴恐分子采取报复行为。其突出的表现是,在严厉的打击下暴恐犯罪案件数量仍居高不下,自杀式和“独狼式”恐怖袭击渐成主流;其次,“零容忍”处置策略导向存偏失。在“零容忍”策略的指导下,严厉而密集的提前打击逐渐开始被广泛适用于暴恐犯罪的预备行为、帮助行为,司法实践中结果犯的行为犯化处置倾向明显,法官的办案理念一旦受此影响过重,极易为了维护形式合理性而作出偏离实质正义的法律解释和司法裁判,犯罪圈也会被不当扩大;再次,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不论是“重刑威慑”还是“零容忍”司法处置策略,其“从严从重”的政策内核,并不能为暴恐犯罪的处置提供定罪量刑的具化标准,反而给予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政策贯彻力度不一的局面,使得“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最后,情绪化司法饮鸩止渴。在我国的重刑传统和国际反恐斗争实践的双重影响下,我国暴恐犯罪的司法处置策略显得严厉性有余而从容度不足,缺乏掌控全局的长远思考,力图在短期达到维稳目标的功利心态过重,此举不但不利于反恐长期目标的实现,还可能会与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背道而驰。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在暴恐犯罪的刑事司法中,坚持司法处置策略与基本刑事政策的合致性,将“双严”反恐政策的具体适用置于“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系统之下,该严从严,该宽从宽;平衡反恐工作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目标,充分考量反恐工作长期性和阶段性的不同特点,战略部署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合理协调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确保精确甄别,适度打击;坚守刑法谦抑性原则基础上的综合治理,在刑事司法所触不到或者不应触及的领域,摒弃“家长主义”传统,真正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才是现阶段我国暴恐犯罪司法处置的应取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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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7
【分类号】：D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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