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资环境视角的中印两国利用FDI规模差异研究
发布时间:2020-12-08 15:37
中国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新兴经济体中最主要的FDI引进国。但由于国情不同,中印两国利用FDI的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投资环境不仅从理论上影响一国利用FDI的规模,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贸易量和基础设施是造成中国和印度利用FDI规模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与投资国较大的文化差异是中国同印度竞争FDI中的主要劣势。中国应该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加强人文交流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升对外资的吸引力。
【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3期 第81-92页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2 页
【部分图文】:
图12017年全球国家/地区利用FDI规模(流量)排名数据来源:UNCTAD数据库
分析造成中印两国利用FDI规模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从中印对比的角度出发,探究两国利用FDI规模差异产生的原因;(2)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投资环境的定义,选取GDP、基础设施、文化差异等11个变量,全面考察中国和印度利用FDI的影响因素;(3)通过测算各影响因素对中印两国利用FDI规模的贡献率,得出造成中国与印度利用FDI规模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二、中国和印度利用FDI的特点比较从引资规模上看,中国利用FDI的规模显著大于印度。如图2所示,1991—2013年间,两国利用FDI规模的差异从43亿美元上升到2628亿美元,22年间扩大了52倍。2014—2017年间,随着中国利用FDI规模连续四年出现负增长,两国的差异开始缩小,2017年下降到1282亿美元。②图2中国和印度利用FDI的规模(流量)(十亿美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如上图显示,1991—2017年间,中国和印度利用FDI规模的差异波动较大。1991年拉奥政府上台,印度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对FDI的态度从保守逐渐转为乐观,并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例如:拉奥政府放宽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从之前的不能超过40%提升到不能超过51%,在某些特定行业甚至可以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瓦杰帕伊政府取消大部分行业的经营许可证制度,外商投资者48①②这11个领域的监管法规分别是: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劳动力市场监管的数据没有包括在2019年的营商便利度排名中。数据来自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劳动成本、国际税收竞争与外资选址[J]. 刘超,郑忱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8(06)
[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吸引FDI的影响研究[J]. 谢科进,蔡云芝,包尚艳. 管理世界. 2018(07)
[3]中国与印度利用日本FDI的影响因素分析[J]. 刘绮霞,单航. 财政科学. 2018(02)
[4]基于中印的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对比研究——卢卡斯悖论存在原因探析[J]. 石卫星,刘满成. 宏观经济研究. 2017(04)
[5]心理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J]. 张华容,王晓轩,黄漫宇. 宏观经济研究. 2015(12)
[6]两税合并后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升了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J]. 杨振兵,张诚. 财贸经济. 2015(09)
[7]金砖四国引进FDI的区位优势比较研究[J]. 李东阳,鲍洋. 财经问题研究. 2015(02)
[8]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中国的引资优势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马飒,黄建锋. 国际贸易问题. 2014(10)
[9]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文化距离的门槛效应与检验[J]. 綦建红,李丽,杨丽. 国际贸易问题. 2012(12)
[10]FDI进入中国区位变动的决定因素:基于D-G模型的经验研究[J]. 田素华,杨烨超. 世界经济. 2012(11)
本文编号:2905308
【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3期 第81-92页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2 页
【部分图文】:
图12017年全球国家/地区利用FDI规模(流量)排名数据来源:UNCTAD数据库
分析造成中印两国利用FDI规模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从中印对比的角度出发,探究两国利用FDI规模差异产生的原因;(2)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投资环境的定义,选取GDP、基础设施、文化差异等11个变量,全面考察中国和印度利用FDI的影响因素;(3)通过测算各影响因素对中印两国利用FDI规模的贡献率,得出造成中国与印度利用FDI规模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二、中国和印度利用FDI的特点比较从引资规模上看,中国利用FDI的规模显著大于印度。如图2所示,1991—2013年间,两国利用FDI规模的差异从43亿美元上升到2628亿美元,22年间扩大了52倍。2014—2017年间,随着中国利用FDI规模连续四年出现负增长,两国的差异开始缩小,2017年下降到1282亿美元。②图2中国和印度利用FDI的规模(流量)(十亿美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如上图显示,1991—2017年间,中国和印度利用FDI规模的差异波动较大。1991年拉奥政府上台,印度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对FDI的态度从保守逐渐转为乐观,并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例如:拉奥政府放宽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从之前的不能超过40%提升到不能超过51%,在某些特定行业甚至可以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瓦杰帕伊政府取消大部分行业的经营许可证制度,外商投资者48①②这11个领域的监管法规分别是: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劳动力市场监管的数据没有包括在2019年的营商便利度排名中。数据来自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劳动成本、国际税收竞争与外资选址[J]. 刘超,郑忱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8(06)
[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吸引FDI的影响研究[J]. 谢科进,蔡云芝,包尚艳. 管理世界. 2018(07)
[3]中国与印度利用日本FDI的影响因素分析[J]. 刘绮霞,单航. 财政科学. 2018(02)
[4]基于中印的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对比研究——卢卡斯悖论存在原因探析[J]. 石卫星,刘满成. 宏观经济研究. 2017(04)
[5]心理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J]. 张华容,王晓轩,黄漫宇. 宏观经济研究. 2015(12)
[6]两税合并后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升了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J]. 杨振兵,张诚. 财贸经济. 2015(09)
[7]金砖四国引进FDI的区位优势比较研究[J]. 李东阳,鲍洋. 财经问题研究. 2015(02)
[8]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中国的引资优势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马飒,黄建锋. 国际贸易问题. 2014(10)
[9]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文化距离的门槛效应与检验[J]. 綦建红,李丽,杨丽. 国际贸易问题. 2012(12)
[10]FDI进入中国区位变动的决定因素:基于D-G模型的经验研究[J]. 田素华,杨烨超. 世界经济. 2012(11)
本文编号:290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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