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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风险、财政政策与内部控制建构——对疫情防控下政策传导机制的反思

发布时间:2021-02-01 14:04
  新冠肺炎疫情使社会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大大降低,增加了公共风险。这要求财政政策更应当转向风险管理,并作为公共风险的有效应对工具,更注重中央"六保"风险底线和"六稳"工作任务的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实施。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阐述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建构以公共风险防范化解和财政政策有效传导为目标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微观组织制度基础。具体是将国家治理要求融入控制环境、将公共风险事件作为评估重点、将法规政策规则嵌入控制活动、将数据智能共享植入信息沟通、将社会多元评估纳入监督机制。这为内部控制建构作为疫情防控下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执行措施提供借鉴参考。 

【文章来源】:财政研究. 2020,(09)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公共风险、财政政策与内部控制建构——对疫情防控下政策传导机制的反思


数据信息流传递逻辑

架构图,内部控制体系,架构,公共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全球性公共风险。为应对此次疫情影响,我国出台一系列调控国家资源配置的财政政策,以财政风险对冲公共风险,并需要内部控制来保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实施。因此,本文通过与传统COSO内部控制框架要素进行对比分析,结合疫情防控现实背景发现了我国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的不适应性,具体包括控制环境脱离于国家治理、风险评估脱离于宏观风险识别、控制活动脱离于法规政策规则、信息沟通脱离于数据共享、评价监督脱离于多元社会主体等问题,这些制度缺陷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下我国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政策传导效果。为此,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出发,以公共风险防范化解和财政政策有效传导为目标,建构了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内部控制体系。具体是将国家治理要求融入控制环境、将公共风险事件作为评估重点、将法规政策规则嵌入控制活动,将数据智能共享植入信息沟通、将社会多元评价纳入监督机制。这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内部控制理论发展的需要,期望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疫情防控作出微薄贡献,为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提质增效提供借鉴参考。最后,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建立公共风险导向的财政政策传导保障机制,在肯定财政政策“兜底买单”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的保障作用;第二,建立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相互连通的政策传导实施机制,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同时,将法规政策解构的规则落实于政府和企业的控制活动中;第三,建立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部门的多元化评价监督机制,在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参与意识的同时,注重内部控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公共风险,财政政策,疫情


如图2所示,企业作为生产要素市场的需求者和产品市场的供给者(图2中的A),社会家庭作为生产要素市场的供给者和产品市场的需求者(图2中的B),疫情隔离措施虽然阻断了病毒传播,保护了居民生命健康安全,但同时也阻碍了企业和家庭之间生产要素(产品)的流通,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负反馈,进而转化为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公共风险。①此时需要政府出台疫情防控财政政策,为企业和社会家庭的生产生活注入确定性(图2中的C)。第一,财政经济政策仍然需要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前提下,恢复企业生产要素购买和产品市场供给的有序流动。例如,做好金融服务、农业生产、交通服务等领域的基础性支持工作,为生产要素流动创造良好环境,政府既可以直接向满足行业要求的企业发放补贴(图2中的①),也可以利用金融机构进行贴息与融资担保(图2中的②);实施普惠性的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图2中的③);对售出产品进行补贴,提高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积极性(图2中的④);采取政府采购企业产品的方式,弥补社会消费不足(图2中的⑤)。第二,财政社会政策则应妥善解决疫情导致的停工停学、失业等社会问题,并对患者、医护人员和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予以适当补助(图2中的⑥),以保障生产要素的有序供给。同时将普惠性的减税降费与更加灵活的刺激消费举措相结合,释放居民被疫情抑制的消费需求(图2中的⑦)。第三,政府层面的政策传导实施则要求在中央政府出台财政政策后,地方政府对其进行任务分解并执行,通过出台各项管理制度,确保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图2中的C)。(二)财政政策: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政策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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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301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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