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治理理论与我国政府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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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治理理论有可能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又；（二）治理理论移植中国的历史局限；1．理论必须与现实相结合才能产生作用，而治理理论；16；特别是自由裁量权的过大甚至乱用，等等；2．中国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政治参与意识；3．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17；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一基本条件，就无法形成公民社会；三、中国走向善治的路径选择；我国走向善治是一

3．全球治理理论有可能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又一手段。合作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的一个分支。它是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国家的主权无足轻重、民族国家界限模糊不清的前提之上。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西方化的过程。全球治理自然就是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治理模式的一种过程。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差别，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某些领域不相容。全球治理理论就为大国找到了打开这些国家门户的钥匙，为其推行霸权主义找到了借口。所以，在借鉴治理理论时，如果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

（二）治理理论移植中国的历史局限

1．理论必须与现实相结合才能产生作用，而治理理论要想在中国实现其善治的目标，除去其本身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受到我国现有国情的影响。首先，我国的政府角色错位和观念滞后。我国政府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仍然没有完全实现从“划桨”到“掌舵”的职能转变，全能政府色彩依然很浓，服务意识淡薄。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将政府视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中心，习惯于自上而下的集权方式，较少采取合作、互动的方式。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缺少透明性和回应性，责任不明，法律和其他监督体制很难对其产生有效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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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自由裁量权的过大甚至乱用，等等。这些都与治理理论中对政府的要求相差甚远。

2．中国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较弱。公民社会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关于社会和国家相对立的理论。中国自古就没有公民社会自治的传统，建国后，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也没有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合适的环境。直到改革开放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出现，九十年代慢慢兴起。如同中国的民族资本一样，民间组织诞生之初，便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希望独立发展并制约政府，但其生存和发展又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支持。这种组织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而实质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准政府组织，这种组织无法真正实现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合作或博弈，更不用说实现一种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

3．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基本倾向和心理反面，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属于一种依附型的政治文化，正是由于其影响，使我国公民普遍存在一种官本位思想，习惯于政府为其做主，即使在其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仍然较多地采取一种忍让的态度。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公民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权利，也就更谈不上积极的参政议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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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一基本条件，就无法形成公民社会，而所谓的治理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三、中国走向善治的路径选择

我国走向善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但针对善治本身和中国的实际，必须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政府方面

要实现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由官本位思想向顾客服务思想、由人治向法治的三个转变，特别是要树立权力公共性的观念。在具体方式上，用法律规定政府的权力和责任，防止与民间组织之间的模糊不清；通过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通过合同出租、合营化等多种灵活多样的方式，来实现和扩大政府的公共职能；同时，，明确公共生活领域权力主体多样化的现实，灵活运用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规制、行政许可以及各种经济法律的手段实现公共职能，以最低的成本求得最大效益的收获，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尤为关键的一点是政府要能够转变以自我为中心的官本位主义，积极与各种市民组织交流合作，实现一种良性的互动，从而符合“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制性、回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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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的善治特点。

（二）公民和民间组织方面

要营造一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培植和完善独立性强的公民组织。公民积极的参政议政是实现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提高公共政策回应性的重要途径。而要提高公民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发挥教育的作用，提高公民的素质是一条根本的出路。同时，政治文化的转变，也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国历来具有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培养相对独立的民间组织，使民间组织摆脱政府的主导，与政府脱钩，同时也要用法律对其进行约束，克服失灵所产生的负效应，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结构，提高社会的自治与自律能力，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信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这是民间走向善治的必经途径。

（三）发挥党组织和人大、政协的整合、启蒙作用 党的组织、人大、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一大特色。作为现代化建设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思想、组织三个方面实现其领导，对政府工作进行指导。党要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党的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从行政主体的二元结构中撤除，专门从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监督和调节。人民代表大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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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权力机关，我国这种议行合一的结构决定了人大天然地形成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一座桥梁，它既能整合民意，又能监督政府。政协发挥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它是统一战线组织，联系着各个民主党派、民间组织和国内外各界民主爱国人士，而这些是我国当前公民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他们绝大多数人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能够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有利于政策的科学性和回应性，但现实中政协的作用往往流于形式。由此，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作用，是中国治理发展的另一条重要途径，特别是对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政府与市民社会两者关系的整合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两者都存在不足，其完善需要较长时间的情况下，必须有第三种力量介入其中，推动其各自的发展和两者间的互动。

【参考文献】

[1]罗西瑙．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M]．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

[2]21世纪的治理．全球治理，1995，创刊号．

[3]格星·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国际科学（中文版），1999，（2）．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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