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哲学的产生及其学科性质

  本文关键词：论管理哲学的学术视野及其功能，，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论管理哲学的产生及其学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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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6  周可真　张　薇

    
    从1923年由英国管理学家奥利佛·谢尔登(OliverSheldon, 1894~1951)编著、英国伦敦伊萨克·皮特曼父子公司出版的被公认为管理哲学学科奠基之作的《管理哲学》算起,到中国大陆学术界最早系统地开展管理哲学研究的崔绪治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着手于这项研究时,差不多正好60年。然而,当年崔先生在研究中首先遇到的也最令他困惑的一个问题竟然是“管理哲学是什么”,因为“经过粗略的考察,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至今一些学者,特别是西欧、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管理学者,他们的管理哲学概念基本上是不明确的”。笔者初读崔先生和他的合作伙伴徐厚德先生所著的第一部管理哲学专著《现代管理哲学概论》(1986)时,感到好生纳闷:素来好讲逻辑的西方学者都研究管理哲学这么久了,至今居然没有给管理哲学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后来读了崔、徐二先生的第二部著作《现代管理哲学纲要》(1990),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其书中这样写道:
   
    确定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通常十分复杂,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一个学科在事实上被公认为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对于研究对象的规定,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在科学史、思想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好在如同恩格斯所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它们也无能为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不必因为对于现代管理哲学研究的对象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或争论不休,而中止这一学科的建设。同时,由于是否具有自己特定而明确的研究对象,毕竟是一个学科能否成立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因而,我们在建设现代管理哲学的过程中,又必须通过深入的探讨,使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逐步得以廓清。
   
    这些话,如今重温起来,越发感到其入情入理的精辟。从读其书到现在,二十余年过去了,虽是弹指一挥间,但毕竟已是天地翻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旧貌换新颜了。
   
    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观,从起初只有几个人在研究,到现在遍及哲学界和管理学界,以至于大学、研究机构内外都有人在研究,其队伍蔚然可观矣。然而,正如崔、徐二先生所说的,在建设现代管理哲学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深入的探讨,使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逐步得以廓清。仅从下述情况看,就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然得到解决:
   
    萧浩辉、陆魁宏、唐凯麟主编《决策科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管理哲学是以管理活动中的一般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
   
    聂志毅《企业家应有哲学素养》(《经济论坛》2002年第1期):管理也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因而对管理经验所做的反省就称为管理哲学。
   
    李兰芬、王永明《论管理哲学的学术视野及其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哲学学科的管理哲学虽然与管理学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是管理哲学必须根植于管理学土壤中,以各种管理理论作为自己的反思对象,从中概括和提升出管理哲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由此承担特定的学术使命与社会功能。
   
    管理哲学的对象确定不下来,就难以确定其学科性质,从而它的功能指向及任务担当也都无从确定;而如果像有的学者那样把管理哲学等同于系统哲学在管理中的应用的话,那么,连管理哲学有否独立成其为一个学科的根基也大成问题了。本文之作即鉴于此,拟就管理哲学的学科性质发表一些管见,冀起抛砖引玉之作用,以促进管理哲学研究更深入地开展。
   
    一
   
    “管理哲学是介于哲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哲学和管理学的交叉学科。”这是崔绪治和徐厚德合作也是中国大陆学界第一部管理哲学专著《现代管理哲学概论》(1986)对管理哲学所给出的学科性质界定,它获得了我国学术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在2007年举行的“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上,也得到了与会学者普遍一致的肯定。应该说,这个界定大体是合理的,但细加推敲,也并非没有问题。因为把管理哲学定性为边缘学科,这不过是指出了管理哲学这门学科产生的背景及缘由,即它是在哲学与管理学间的交接点产生的,是哲学与管理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个背景的具体情况究竟是怎样?为什么会出现哲学与管理学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情况?这样的问题,崔、徐二位先生的著作以及其他同类著作中均未予以探讨与说明,遂使人难以把握到管理哲学这门“哲学和管理学的交叉学科”的具体而确切的内涵。
   
    要了解哲学和管理学之间何以会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而产生其交叉学科管理哲学的原因,首先应从历史上哲学与科学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中去寻求。
   
    在历史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哲学开创阶段的古希腊时期,人类的一切知识都被统称为“哲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欧洲中世纪。那个时候,所谓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实际上是被称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与其他知识部门的关系。直到近代科学从哲学中逐渐分化出来,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才越来越成为哲学家和科学家所共同关心并力图予以澄清的一个学术问题。有“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之称的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是近代较早对哲学与科学做出学科分划的学者之一。从其名著《新工具》可以看出,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培根明确主张把哲学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他强调人类的求知活动当从科学开始。因为他看到,以往的科学一直处于哲学(形而上学)的怀抱之中,科学只是依据哲学原理来进行哲学的应用研究,故在研究方法上向来都沿用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演绎法,由此“把自然界的法则作为已被搜寻出来和已被了解明白的东西来加以规定”,从而“给哲学以及各门科学带来很大的损害”。因为这种追求“合于先入的概念”的做法,实质上是“满足于停留在和仅仅使用那已经发现的知识”,不过是“一种培养知识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发明知识的方法”。为此,培根决心“发现理智世界的新大陆”,要为科学寻找属于它自己并且能够“发明知识”的新方法。终于他发现了这个“新大陆”,找到了这个“新工具”———由“观察和实验—列‘三表’—归纳”三个环节构成的归纳法。
   
    培根归纳法的创立被康德( ImmanuelKan,t1724~1804)认为是实现了历史上的一次“智力革命”,从此自然研究从哲学走向科学,达致独立于哲学,因为归纳法可用于建立“经验原理”即“自然科学”。
   
    但是,科学独立于哲学是一个漫长过程。17世纪的时候,科学依附于哲学的情况依然很严重,这从当时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RenéDes-cartes, 1596~1650)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生出来的枝。这些枝条可以分为主要的三种,就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笛卡尔此论并不只是在应然意义上阐述他的主张,其陈述性的表述方式表明,它也是反映当时科学严重依附于哲学(形而上学)的现实状况的,只不过笛卡尔并不像培根那样认为需要改变这种现状罢了。这种情况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才有所改变。黑格尔(GeorgW ilhelm FriedrichHege,l 1770~1831)在《小逻辑》中称,在当时西欧(特别是德国)学术界“哲学这一名词已用来指谓许多不同部门的知识,凡是在无限量的经验的个体事物之海洋中,寻求普遍和确定的标准,以及在无穷的偶然事物表面上显得无秩序的繁杂体中,寻求规律与必然性所得来的知识,都已广泛地被称为哲学知识了”。黑格尔所称述的“哲学”之名被泛用的情况,折射出了他那个时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状况:一方面,科学正从哲学中急剧分化出来又尚未完全独立于哲学,新兴的科学还得借“哲学”之名来从事其活动;另一方面,传统哲学则因各种新兴科学的崛起而变得日益衰落了,越来越成为徒有其虚名而缺乏其固有的实质内容的活动了。
   
    到了1886年恩格斯撰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传统哲学所曾经具有的“科学的科学”这种“科学之王”的地位已然丧失。恩格斯指出,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以及“马克思的历史观”即“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创立,“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综观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他对哲学(“逻辑和辩证法”)与科学的界定大抵如此: (1)科学是基于实践经验来研究外在世界的规律;哲学是基于科学理论来研究人类思维的规律。(2)科学为哲学提供反映外在世界规律的客观知识;哲学借助于科学所提供的客观知识来把握外在世界的规律。(3)科学的规律是现实世界运动规律的自觉的反映,哲学的规律则是基于对科学规律的反思所把握到的科学规律的共性,故哲学的规律更深刻地反映着现实世界的运动规律,是比科学的规律具有更大普适性的普遍规律;相对于哲学的规律,科学的规律则是普适性较小的特殊规律。
   
    (4)哲学的规律因其比科学的规律更具普遍意义,在更大的范围上反映着外部世界的普遍联系,故具有为科学提供其理论准则的功用;科学欲要达到其最高峰,必须借助于哲学的理论思维。恩格斯的上述哲学观和科学观反映了19世纪中后期哲学与科学关系的革命性转变:科学不再需要从曾经凌驾于其上的哲学(形而上学)那里获得自己的原则,因为培根所提供的“新工具”(归纳法)已然成为科学的普遍方法,它使得科学知识能够具有客观必然性;而哲学则从原来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Science ofScience)转变为需要立足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Science)了。
   
    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管理哲学,正是在“科学的哲学”勃兴年代问世的———谢尔登的“Philosophy ofManagement”(“关于管理的哲学”)跟同时兴起的以逻辑经验主义为其思想形态、以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为其代表的“Philosophy ofScience”(“关于科学的哲学”)有着同样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也是在哲学发生革命性转变、传统哲学历史性地转向“科学的哲学”的时刻创建起来的。如果说“Philosophy of Science”(关于科学的哲学)可以被理解为是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思想对流”的产物的话,那么,“Philosophy of Management”亦应该被理解为是管理学家与哲学家之间思想对流的产物。站在哲学立场上来看,管理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兴起,都体现了哲学的转向,体现了哲学不再固守其传统的做法———离开科学去从事形而上学研究抑或至多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只是“利用”科学来充实自己的内容,而是开始把自己的目光投向科学,开展对科学的研究了。从这角度看,“Philosophy of Management”无疑属于“Philosophy ofScience”范畴,管理哲学不过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一个专门以管理学为研究领域的学科。
   
    二
   
    要全面了解管理哲学产生的学术背景,弄清哲学和管理学之间会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原因,以达到对管理哲学学科性质的把握,不能仅仅在哲学立场上,从哲学与科学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中去探究,尚须站在管理科学立场上,从管理科学内部关系及其变化中去探究。
   
    美国管理学家孔茨(Harold Koontz, 1908 ~1984)与他的同事合著的《管理学》(1955年初版时名为《管理原理》, 1980年第7版时改为现名)中有这样的论述:
   
    人们历来都有着尽可能地把管理实务搞好的迫切意愿;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指导管理实务的管理理论只是在近几十年内才发展起来,而企业主管人员和其他方面的领导人一般也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渐感觉到有这种需要。
   
    在工商界、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主管人员中间,长时期来还盛行着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管理是不受理论影响的———因为管理完全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进行研究,是从弗雷德里克·泰罗所创建的所谓科学管理学派开始的。
   
    由此可见,作为一门科学的管理学,是在管理被普遍理解为一种艺术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亦即它原本是作为管理艺术的挑战者角色出现在管理舞台上的。所以很自然,这门科学一经登台亮相,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而且如孔茨等人所说,这是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以这样的背景作为参照,再来考察和分析在管理科学开创者泰罗(FrederickW inslow Taylor, 1856~1915)出版《科学管理原理》(1911)之后仅12年就出版《管理哲学》(1923)的谢尔登所创立的管理哲学的学科性质,就比较容易认清其真相了。
   
    谢尔登的《管理哲学》中有这样一段开宗明义的论述:
   
    我们之所以撰写本书是认为,管理对工业的指导作用主要在于一些科学原则和伦理原则,而这些原则的具体应用只起次要作用。因此,本书不是从事于阐述某一种特殊的管理,而是试图阐明统治整个管理实践的目的和发展路线和原则。
   
    尽管谢尔登这里所谓“管理”的具体内涵是指工业管理,故他所谓“某一种特殊的管理”(特殊管理)与“整个管理实践”(一般管理)也是就工业管理而言,是指工业管理的特殊(部分)与一般(整体),但是,他的这段论述对于把握由他所开创的管理哲学的学科性质仍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它向人们开示了本质地理解管理哲学的两条路径:一是从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中,把管理哲学理解为与管理艺术相对的管理科学;二是从特殊管理与一般管理的关系中,把管理哲学理解为与特殊管理学相对的一般管理学。由此可以确定,在学科性质上,谢尔登所开创的管理哲学乃是一般管理学。
   
    作为一般管理学,管理哲学当然首先是属于科学范畴,它的特殊科学性质———按谢尔登的说法,乃是体现在它研究管理的“科学原则和伦理原则”,这使它区别于作为“达到某种具体的预期结果的‘诀窍’”即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1886~1961)所谓“行为知识”的管理艺术,更区别于以非管理领域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其他科学。其次,作为一般管理学,管理哲学又是属于管理科学范畴,是该科学门类中的一个特殊学科,它的特殊学科性质———按谢尔登的说法,乃是体现在它研究“整个管理实践的目的和发展路线和原则”,这又使它区别于那些都只是研究管理世界中特定领域的问题的特殊管理学(诸如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之类)。
   
    就谢尔登管理哲学对工业管理的研究而言,这种研究所关心的是管理目的、管理路线和管理原则等问题。这类问题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杨杜先生曾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管理知识,它可以分为: (1)事实知识———判断“是什么”的知识; (2)原理知识———思考“为什么”的知识;(3)技能知识———决定“怎么做”的知识; (4)人际知识———知道“在哪儿”的知识,即知道谁有知识和如何运用前三种知识的知识。其中(1)、(2)又称为“信息类知识”(计算机专家称之为“编码化知识”), (3)、(4)又称为“技艺类知识”(也有人称之为“隐含类知识”)。
   
    按照杨先生的上述观点,管理科学所探讨的种种问题可以归纳为四个基本方面: (1)何为管理; (2)为何管理; (3)如何管理; (4)谁来管理。据笔者的理解,谢尔登管理哲学所探讨的管理目的可被归入前两个方面———“何为管理”和“为何管理”均属于管理目的问题。而它所探讨的管理路线和管理原则却无法归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它们应属于“管理是怎样”的问题。管理科学的基本问题除了杨先生所说的,其实还应包括“管理是怎样”的问题。进而言之,“何为管理”是关于管理主体所从事的管理活动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特殊本质的问题;“为何管理”是关于管理活动与管理主体之间的意义关系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管理活动对管理主体有何影响和作用以及管理主体从事这种活动抱何动机和目的)。
   
    “管理是怎样”是关于管理活动中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相互作用的规律问题———为谢尔登管理哲学所研究的堪称“管理之道”的管理路线,是贯穿于管理活动全过程的根本规律;而它所研究的管理原则则堪称为“管理之理”,是“管理之道”在管理过程各个阶段上由于其具体条件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各异的作用形式,亦即管理过程各个阶段上的特殊规律。
   
    要之,由谢尔登所开创的管理哲学,是由管理本质论、管理意义论和管理规律论所构成的一般管理学———管理本质论是研究管理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之间的差异关系;管理意义论是研究管理主体活动与管理活动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管理规律论是研究管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管理学角度来看,管理哲学之所以会产生,不只是由于像泰罗这样的一批管理学家不再满足于把管理学仅仅当作一门艺术来看待,而是要求把管理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也更是由于像谢尔登这样的一批管理科学家不再满足于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而潜心于探究和制定科学管理原则,以解决科学管理(实践)中“怎样管理”(管理方式)的问题,而是要求把管理科学进一步发展成为一门哲学,一门研究管理的一般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哲学,以解决管理科学(理论)中“何为管理”(管理本质)、“为何管理”(管理意义)以及“管理是怎样”(管理规律)的一般理论问题。
   
    至此可见,管理哲学是由于20世纪初叶哲学“向下发展”(从形而上学转向科学哲学)和管理学“向上发展”(从管理艺术转向管理科学并从管理方式研究上升到对管理本质、意义及规律的研究)而造成的科学哲学与管理科学之间交汇、合流的产物。因其如此,管理哲学具有科学哲学与管理科学之双重学科性质。而这门交叉于科学哲学与管理科学之间的特殊学科,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科学活动的特殊形态之一的管理(包括管理思维和管理行为),它既区别于以一般科学活动(包括科学思维和科学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也区别于分别研究各种不同形态的科学管理(诸如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之类)的特殊管理学(诸如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之类),由此形成了一个在理论层次上由高到低的学科序列。
   
    三
   
    管理哲学既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分支科学。管理哲学的这种双重性,集中地反映出现代哲学与科学的时代特征。这个时代,一方面要求哲学立足于科学,通过对各门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来揭示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另一方面要求科学将自己各个领域的知识贯通起来加以综合创新,由此形成一个反映科学的一般本质与一般规律从而对各门具体科学都具有指导意义的普遍理论。管理哲学正是顺应了这个时代要求,即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哲学,以管理科学作为立足之地,通过对管理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来揭示管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科学,则把管理领域中各门科学(如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的知识贯通起来加以综合创新,由此形成一个反映科学管理的一般本质与一般规律从而对各种科学管理都具有指导意义的普遍理论。管理哲学的这两个方面的活动是一致的:它对管理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过程,也就是把管理领域中各门科学的知识贯通起来加以综合创新的过程;它通过其综合创新的研究所形成的关于管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哲学理论,也就是反映科学管理的一般本质与一般规律从而对各种科学管理都具有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不过,这两个方面毕竟还是有所区别的,这种区别表现在它们各有其不同的理论功能,分别是哲学理论功能与科学理论功能———其哲学理论功能在于揭示管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此为“解释管理世界”的功能;其科学理论功能在于指导各种科学管理,此为“改变管理世界”的功能。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一文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针对当时和从前的哲学家普遍脱离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而空发玄论的情况所说的。然而,观察马克思时代以后世界发展的情形,却越来越呈现出与马克思所指摘的那些哲学家们的情形正好相反的另一种景象了:自从科学进入到所谓“实证时代”(孔德语)以来,科学家们越来越普遍地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改变世界的实践问题、科学问题,却轻视了解释世界的理论问题、哲学问题。
   
    重实践而轻理论、重科学而轻哲学的情况在管理世界不仅同样存在,而且还相当严重。由于管理科学家们普遍只是关心管理实践、管理科学,而轻视管理理论、管理哲学,这就导致了管理哲学严重滞后于管理科学,管理理论严重滞后于管理实践,从而造成我们这个已然因全球化的发展而联成了一体的“地球村”严重缺乏合理管理,致使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内的整个社会关系都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诸如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都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混乱无序的现实表现;诸如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恐怖主义猖獗等,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混乱无序的现实表现。管理世界的这种混乱状态,迫切需要具有“解释管理世界”之哲学理论功能的管理哲学予以探解。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科学本质上是全面系统地反映外部世界特定领域内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论知识体系,要建立这样的知识体系,必须把经验方法(实证法、归纳法)与理论方法(综合法、辩证法)结合起来,从而把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统一起来。
   
    作为一般管理学,管理哲学无疑属于理论科学范畴,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与传统哲学相一致的理论思维,特别是与历史上的辩证哲学相一致的辩证思维。相对于通过对管理实践经验的抽象与概括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特殊管理学(属于经验科学范畴),管理哲学则是通过对既有的管理理论知识的抽象与概括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这个过程恰恰就是管理哲学解释管理世界,揭示管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过程。管理哲学改变管理世界的科学功能是通过它对管理世界的哲学解释以为特殊管理学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指导来实现的。然而现实的情况则是,管理哲学至今也尚未有一套足以指导特殊管理学的成熟理论,这就使得管理哲学对管理学界来说还多少显得有些可有可无,似乎仅仅是其圈内人的谈资而已。然而,笔者坚信,理论只要有足够的说服力,就能掌握群众,从而起到服务于人民群众实践的积极作用。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强化管理哲学的哲学理论功能,加强管理哲学的哲学理论建设,这是管理哲学发展所必需的,也是当今管理哲学建设所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
   
    作者简介:
   
    周可真, 1958年生,哲学博士,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薇, 1962年生,苏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来源：《江海学刊》2010.1

网站编辑：钱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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