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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论东方管理的研究边界，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论东方管理的研究边界

□ 彭贺 苏东水

摘　要:

东方管理研究的是东方文化区域特别是中国文化圈的管理现象和规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是一种共同发展、相互补充的关系。尽管跨文化研究是形成世界管理理论的重要途径，但跨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东方管理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研究内容来看，东方管理既注重对管理哲学的探索，也注重对管理工具、管理方法的探索；既注重对东方优秀传统管理文化的继承和提炼，也注重对现当代以来东方诸国管理思想和实践进行提炼、归纳、萃取和创新；既注重对东方本土现实问题的解决，也注重对全球管理发展趋势的跟踪研究；既注重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也关注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国家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东方管理应以问题为中心，根据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因而寻找东方管理独特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主位和客位研究策略将是未来东方管理研究方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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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东方管理研究的是东方文化区域特别是中国文化圈的管理现象和规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是一种共同发展、相互补充的关系。尽管跨文化研究是形成世界管理理论的重要途径，但跨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东方管理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研究内容来看，东方管理既注重对管理哲学的探索，也注重对管理工具、管理方法的探索；既注重对东方优秀传统管理文化的继承和提炼，也注重对现当代以来东方诸国管理思想和实践进行提炼、归纳、萃取和创新；既注重对东方本土现实问题的解决，也注重对全球管理发展趋势的跟踪研究；既注重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也关注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国家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东方管理应以问题为中心，根据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因而寻找东方管理独特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主位和客位研究策略将是未来东方管理研究方法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东方管理 边界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彭贺(1976－)，男，湖南省隆回县人，管理学博士，复旦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东方管理学研究。
　　苏东水(1932－)，男，福建省泉州市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IFSAM中国委员会执行主席，主要从事东方管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2－0074－06
　　
　　东方管理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起步，至今已走过三十余年的艰辛历程。这既是一条从追问、反思到原创的探索历程，也是一条从最初被研究同行质疑到逐渐被认同、接受的学术影响历程。在东方管理研究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一些研究者的误解和疑问，比如以为东方管理就是回到故纸堆中去探索古代管理思想，东方管理就是排斥西方管理思想等等。这些误解其实都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东方管理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边界问题。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通过对东方管理研究边界问题的探索，以消解这些不必要的误解，尽力使学术讨论建立在一个能达成共识的平台上，进一步推进东方管理的研究和中国管理理论的创建。
　　
　　一、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关系
　　
　　东方管理的研究边界是在东、西方管理的比较以及互动过程中界定的。如果说西方管理学是以西方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下所出现的管理现象为研究对象，那么东方管理学则是以东方社会文化和东方当地经济发展条件下出现的管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然而，东方文化所指的东方是什么“含义”?东方区域究竟包括哪些地方?东方与西方如何区隔?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东方管理如何进行自我的定位?这都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东方”这一概念，有着多种理解的视角。它首先应该是一个表示方位的地理概念，人们常把太阳升起的地方称为东方，而将太阳落下的地方称为西方。这种方位概念视角的东方与观察的立足点息息相关，例如中国人所指的东方与美国人所指的东方就截然不同。“东方”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理解的。季羡林认为，世界存在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莱起一直到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三、四文化圈构成了东方文化体系。我们赞同这样的分法。这样，东方文化区域就包括亚洲以及非洲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东方管理也就是要研究这些文化区域所产生的管理现象和规律。但考虑到中国文化圈的资料保存最为翔实丰富，中国文化圈近期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文化是东方管理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为了研究方便，我们主要以中国文化圈作为着眼点。中国文化圈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了那些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
　　东方与西方的区隔主要在于其文化特质以及哲学传统的差异，而这些又必然在管理过程中有充分的体现。关于东西方文化特质与哲学传统的差异已有不少学者进行深入探索。比如，季羡林认为，东方与西方这两个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思维特点是分析。“分析”是一种追求事物质量的精确性的条分缕析的科学方法，而综合的方法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方法。梁启超则从哲学角度来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认为东方文化有两大派，印度、犹太、埃及等国家，专注于人与神的关系，中国则专注于人与人的关系，希腊及现代欧洲的西方文化，则专注于人与物的关系。其他也有一些类似论述，这类论述的共同点在于抽象出某些两元对立的维度来简化地看待文化差异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化，不同的文化并非完全处于某个维度的对立的两端，因此这种研究会丧失很多具体、微妙而重要的信息。事实上，尽管东方文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质，但更是多元的集合。它既包含了东方文化情境内不同亚文化群成员的共同理解，也包括了独具特色的亚文化特征。比如，在中国文化圈之内，韩国、日本的文化虽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却也在很多方面已有各自的创新和特色。因此，我们认为，东方管理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东方文化的普遍特质，而且也要关注东方文化内所包含的独具特色的亚文化的特质。东方管理不仅要从普遍性的角度来把握东方文化情境下管理的本质规律，而且也要从特殊性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管理、韩国管理、新加坡管理的差异。
　　一旦“东方”的概念内涵确定，东方管理学、西方管理学与本土管理学的边界也就可以确定。按照杨国枢的观点，本土契合性应成为判断理论体系本土与否的关键标准。如果说本土管理学是指契合本土情境的管理理论体系，那么西方管理学与东方管理学应该均属于本土管理学的一种。西方管理学是契合西方人价值观念和西方文化情境的管理学理论体系，而东方管理学则是指契合东方价值观与东方文化情境的管理学理论体系。我们认为，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均是建立世界管理理论的重要资源。然而从历史上来看，东方管理思想虽然早已存在于东方文化之中，却因缺乏与市场经济、现代化大生产的有效嫁接，其影响力在17世纪后式微。与之相对的是，西方管理理论随着欧美政治经济力量的扩张而逐步获得全球管理学界的话语霸权。近期研究者又重新力倡东方管理研究，至少表明东方管理研究区别于西方管理研究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关注管理的社会文化历史性。管理规律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却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西方管理理论一直将其根植生长的西方文化、价值取向视为理所当然，亳不加以反思的在全世界兜售其理论只利于其理论的推广，却不利于其他国家的具体实践。(2)追求研究的原创和自主性。一味效仿西方带来的将是知识生产的路径依赖，中国管理学研究将始终是西方管理研究的复制品，很难再生出具有独特中国特质的管理理论体系。(3)力主研究立场、研究策略、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本土性。研究立场决定了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就现在的研究情况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逐渐关注起来，但其关注的视角总在于中国管理为他们的研究、为西方企业能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和意义，是否验证他们的理论，他们所采纳的方法也总是西方的方法。持这种立场的研究除了能起到部分传播东方管理的作用之外，很难在东方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上有所建树。因此，东方管理研究需要站在东方的立场，基于东方的实际情况，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采用有效的方法，构建合适的理论体系。(4)呼应强烈的社会实践需求，满足当前管理实践中的理论“缺口”。这里的“缺口”指的是能切实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缺口，而不是指一般的管理理论。事实上，中国已引进大量的西方管理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却在中国的管理实践中碰到水土不服现象。中国企业实践人士已经提出，他们迫切需要能有切合中国实践的管理理论的指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近期提出的“十一五”期间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显著提高管理科学研究为中国管理实践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这进一步表明当前中国管理实践对“中国式”理论的迫切渴求。(5)提升东方管理思想的话语权。对于东方管理学而言，打破西方管理学的话语霸权，逐步取得与西方管理学的平等对话地位，是要完成的重要使命。话语权的争夺并不是两种理论复杂性的比拼，而是所研究问题重要程度的比拼。综观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历史，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方最容易诞生新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东方诸国和地区在近几十年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让西方人开始关注、重视东方的问题。可以说，东方管理正面临提升话语权力的良好契机。
　　东方管理虽然区别于西方管理，但是东方管理从来就不否定西方管理或取代西方管理，也不主张将东西方管理对立起来。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应是一种共同发展、相互补充的关系。单纯的东方无法得到自我的认同，它必须在一个参照系的基础上来完成自我的构建。没有与西方的关系，也就无所谓东方。因此，东方管理的研究决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于东方文化情境，相反会积极跟踪西方管理研究，在把握吃透西方管理精髓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研究。只有在深刻理解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在东西方文化中进行东方文化的定位。
　　有些西方学者也已经认识到文化背景对管理理论的重大约束作用，开始将文化作为一个变量纳入其研究过程中，并开创一个新的领域——跨文化管理研究。跨文化管理研究虽然比不关注文化约束力的一些管理研究已大大进步，然而其并不能等同于东方管理，它们属于不同的范畴，不能将西方学者开展跨文化研究作为弱化东方管理的紧迫性的理由。跨文化研究虽然是形成世界管理理论的重要途径，但跨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东方管理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所谓的跨文化研究，其实均是依附西方管理理论展开的，其概念界定、理论框架均来源于西方，只是以东方人或者东方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重新验证西方理论。如果得到证实，说明理论具有普世性；如果得到否证，则说明文化差异。这样的研究根本不去追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概念的解释是否一致。即便一些研究者意识到这点，也仅仅是采取双重翻译的做法，以便克服所谓的文化差异。然而，这种做法均无法把握不同文化背景下概念界定方式、概念本身内涵的微妙差异，这种研究前提的缺乏“齐性”可能导致的是研究结果的意义丧失。因此，东方管理学不主张轻易进行跨文化研究，如果被比较的文化中没有发展出成熟的、对等的理论概念和框架，则很容易沦为前文所述的那种研究状况。跨文化研究必须在对不同社会、历史、文化有深刻把握前提下，必须使设定的研究概念、框架“齐性”，而不能仅仅因为某个模型没有在东方测试过就拿来一试，进行拼凑式、裁剪式的浅尝辄止的研究。
　　
　　二，东方管理的研究范畴
　　
　　东方管理学作为一个知识群，其探索的直接目标应当是在全面理解古今中外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东方管理实践中普遍适用的管理原理和方法，并在实践中运用，提高管理效率和效益，其终极目标则“是有效地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统一，达到逐步提高人的生命存在质量的人生目标”。因此，东方管理学所探索的最基本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东方文化和东方当地经济发展条件下普遍适用的管理原理和方法是什么?
　　围绕这个基本问题，东方管理研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第一，从研究的取向而言，东方管理既要对东方管理哲学、东方管理理论体系进行探索，也要对具体的管理原理、管理工具和管理方法进行探索。东方管理工具和管理方法的探索能让东方管理切切实实地满足目前的应用需求，提升中国的管理水平。东方管理哲学的探索则能为东方管理的深入研究提供最基本的框架，能为国家管理、企业经营、家庭生活和个人修养等各个层次的管理活动提供最一般意义上的指导和方法。例如，东方管理哲学可以概括为人本管理哲学、人德管理哲学和人为管理哲学。其中，人本管理哲学又可以分解为“人”、“勤”、“道”、“变”、“和”等五个要素，人德管理哲学可以分解为“实”、“信”、“效”、“法”、“威”等五个要素，人为管理哲学可以分解为“器”、“术”、“筹”、“谋”、“圆”等五个要素。又如，在对东方管理哲学的探索基础上，东方管理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三学”、“四治”、“五行”体系。在东方管理研究的初期阶段，将研究的焦点主要对准东方管理哲学、东方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是相当必要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更有必要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能具体操作的管理工具、管理方法、管理技巧、管理制度的研究上来，侧重将提炼出来的理论转换为可实际操作的步骤、流程、原则。
　　第二，从研究的时间角度而言，东方管理既要注重对东方优秀传统管理文化精髓的提炼和继承，也要注重对现当代以来东方诸国管理思想和实践进行提炼、归纳、萃取和创新。东方管理与东方诸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息息相关，悠久的社会文化历史也是东方管理生长、发展和兴盛的根基。然而，东方管理并不等于要返回到传统文化之中，也不等于要重新回到传统学术之中。有人将东方管理研究视为要重新回到故纸堆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古代典籍固然博大精深，仍然极具现实价值。然而，若仍停留在古代典籍的整理、提炼、萃取就无法推进东方管理的研究。这些古代典籍只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管理思想、管理实践的归纳和表述，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革新，已使得目前中国的管理实践远不同于古代的管理实践。管理对象、管理主体、管理内容、管理领域、管理环境等均已发生重大变革，因此，我们不仅要继承东方优秀传统管理文化，而且必须对近代特别是现当代以来东方诸国管理思想和实践进行提炼、归纳、萃取和创新。
　　第三，就研究的空间角度而言，东方管理既要注重对东方本土现实问题的解决，而且也要注重对全球管理发展趋势的跟踪研究。正如“鱼只有离开水才知道水的重要性”，东方管理同样需要一个参照系才能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东方管理不仅要研究东方诸国的本土管理问题和规律，而且要借鉴西方管理的优秀研究成果和经验。现代社会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世界由于交通、通讯的发达而越来越相互依赖，很多国家的市场均彼此连为一体。拒绝全球化，关起门来做学问已不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然而，“全球化”也绝非“西化”、“全球一致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非但不会走向‘全球一致’的西化，反而会走向一个各国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及包容他人的多元文化的终极状态。那么，‘全球化’与要研究文化差异就非但不是背道而驰的事，反而是相辅相成的事”。因此，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取得平衡，是东方管理研究得以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之一——要保持对本土问题和全球问题的双重敏感，，要研究西方管理理论在东方实践的成功与受阻之处，要探索西方管理理论水土不服的深层次原因，要剖析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无法触及到的一些问题，更要跟踪西方管理理论的新进展、新趋势。
　　第四，就研究的层次而言，东方管理必须坚持自我、家庭、企业、社会的内容逻辑。在西方管理学研究范畴中，管理指的就是“企业管理”。西方管理学的这种认识主要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源于美国的企业管理在二战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对研究范畴的这种预设忽视了管理的普遍性、历史性。从历史上来看，管理活动早就普遍存在于家庭、部落、教会、军队和国家等组织之中。东方管理不能认同西方管理学将管理等同于“企业管理”的看法，而是主张将管理分成自我管理、家庭管理、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四个层面来探索。东方管理对管理范畴的这种认识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演逻辑，而且也与西方一些学者的认识是共通的。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就主张不能将管理局限为“企业管理”。比如，巴纳德认为，企业管理只是一般管理理论的一个分支，基本上与管理其他组织没有什么分别。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在1912年国会作证时，也并没有举某家企业来说明科学管理，而是提到了一家非盈利性机构——梅奥诊所。管理大师德鲁克更是认为，“管理是所有组织所特有的和独具特色的工具”。综观德鲁克一生对管理的研究和总结，基本也是围绕个人的管理、组织的管理和社会的管理三个层面展开。德鲁克的这种思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立业、治国思想是相当吻合的。
　　在东方管理研究的四个层面中，自我管理是个体成功的关键，也是家庭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管理的逻辑基础。在东方管理思想中，治身是一种体验之学，是一种个人的修养功夫。它将人假设为“主体人”，个体能不断积功累行，通过对自己私欲的克服，改善自身的身体、心灵、精神、情感和智慧水平。其关键是必须通过主体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和自我努力来实现。当一个人能够自觉、有意识地经过自我思考和选择，依据客观规律确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方向时，他也就开始成为自己的命运的建筑师——造命人。“主体人”的人性假设使得东方管理在逻辑起点上就区别于西方管理。在西方经典的管理学体系框架中，自我管理是找不到其生存空间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管理大师德鲁克反而将其视为21世纪的管理挑战。在治身层次，东方管理主要是探索个体的修炼方法、修炼实践与管理他人的关系，以及如何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个体进行有效自我管理等等。“家和万事兴”，将家庭管理、家业管理纳入研究范围是东方管理的一个重要特色。家庭在东方国家尤其在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当代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就是家族制企业的兴盛，研究中国家族制企业的发展、转型与代际传承已成为历史交给我们的重要使命。在治生层次(与西方的经营管理类似)，东方文化背景的企业的经营管理与西方企业亦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华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就明确表现出家族制、网络化经营以及足下生财等特征；日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亦独具特色，以至于企业文化理论就是根据日本企业经营特色进行概括的结果。因此，东方企业的经营哲学、经营方法、经营形态、经营策略等等均是东方管理的重要研究主题。在治国层次，东方各国更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东方管理治国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从管理学的视角对从古至今的东方诸国的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梳理、提炼和总结，探索治国理念、治国法则以及治国方法。
　　
　　三、东方管理的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决定了研究的方法。研究方法也是确定东方管理研究边界的重要方面。东方管理应以问题为中心，根据问题来选择研究范式，寻找东方管理独特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主位和客位研究策略将是未来东方管理方法论方面研究的重要方向。
　　奉行科学主义路线的西方管理学的典型方法论特征是对试验、定量、实证方法的严格追求，强调研究的经验化、数量化和客观化，其哲学基础就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奉行两条方法论原则：一是经验证实原则，唯有被经验证实或者证伪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二是客观主义，即在研究过程中要尽量摒弃一切研究者的个人因素，比如态度、价值、情感等的影响。由于遵循这样的原则，管理研究也就化约为对一些可定量的、可客观的、可经验化观察的变量的研究，而对管理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变量，尤其与人有关的变量，则由于难以数量化、客观化，加以淡化处理，甚至予以忽视。这使得研究逐步陷于细化、表层、简单的操作研究，而无法探察一些本质性、原理性的大问题。这也使得研究结果零碎、片断、琐细、繁杂，表面的研究成果很多，然而真正意义上有实用价值，能提供大的解释框架的研究成果鲜见，更为重要的是，将导致人们面对众多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时无所适从。
　　东方管理文化区别于西方管理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其人本取向。这种社会文化历史视角的管理研究势必采取人文主义路线的研究方式，即以研究问题为导向，以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为目标。这样人们就产生了疑问：东方管理研究如何处理实证研究导向的?东方管理是不是就拒绝实证研究?这些问题的背后逻辑当然是想表达，如果东方管理拒绝实证研究，那其何谈科学性呢?在我们看来，问题导向与方法导向看起来水火不容，其实这两者不仅应该而且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任何研究如果缺乏实验、定量、实证分析，则研究失之可重复性，认识缺乏精确性；然而如果缺乏多元视角的理解、诠释，则研究结论很可能失之片断、零散，割裂管理与社会结构、文化的关联，而无法构建具有普遍性、解释力的大型框架。因此，我们主张，以研究问题为先导，依据问题来选择多种研究方法。量化的方法可以，质化的方法也可以，均是研究问题的有效途径。以能有效解决问题作为判断、选择研究方法的标准。比如，对古代典籍中蕴藏的管理思想、管理智慧的提炼、萃取就必须使用归纳法、文献整理法、解释学等方法；对东西方管理进行对照，则必须使用比较法；对东方人心理行为的价值取向进行研究，则必须使用定量的心理测量法等等。
　　东方管理学决不是否定实证研究，相反还应提倡实证研究，并且现阶段东方管理研究的重点应当加强规范化的实证研究。现阶段的东方管理研究过多的集中在理论建构、逻辑推导之上，而缺少定量化、经验化的实证分析。这是由于东方管理领域之前的实证研究过少，而原创性量表设计、定量化难度极大所致。在经过了研究起步阶段后，东方管理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很需要进行此类定量实证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采用西方实证方法研究东方诸国的管理思想与实践很容易产生方法与对象不匹配的风险。即研究对象、研究概念均是来自东方，而研究的手段、方法则来自西方，这种从东方诸国梳理出的概念和管理模式在经过西方实证方法分析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还符合东方诸国的实际情况呢?会不会丧失杨国枢所说的“本土契合性”?因为，东西方的学术传统本身就不一样。比如，东西方在对概念的界定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侧重分析、罗列，很容易将一些概念转变为变量，而东方侧重整体、系统，一些概念包含的内涵非常广泛，很难将其进行严格的界定，而一旦进行界定又失去了其原本的含义。因此，以西方的操纵变量方法来进行东方概念的研究很可能就是“指鹿为马”，生搬硬套。在研究过程中，警惕这种风险是相当必要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东方管理研究方法。因此，完全有必要将研究的注意力从研究对象转到方法论上来，深入到东方传统管理文化之中，去发现能分析隐藏在东方人管理实践中的稳定特质的独特方法。这样的研究方法决不是简单的中体西用或者中西融合，而必须是确确实实能触及本质问题的方法。一旦这种方法论问题取得进展，那东方管理研究将得到极大的推进。
　　在管理研究方法论中，还会涉及一个研究策略的问题。东方管理研究主张综合运用“主位”研究策略和“客位”研究策略。“客位”研究策略关注的是管理规律的普遍性，这种研究要求使用的概念、构架、工具与方法均具有普遍意义，力求从客观的立场，摆脱一切文化要素的影响。“主位”研究策略则关注的是特定文化下的属性，要求使用适合文化背景的研究概念、构架、工具与方法，研究者必须熟识此文化特征。管理研究的本质是如何处理管理过程中人与物的地位。处理方式之一是淡化人或者将人化约为物；处理方式之二是强调人在管理中的作用，研究人与人、人与物的互动。前者处理方式适合采纳“客位”研究策略，而后者则较难采纳“客位”研究策略。因为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世界不同，其行为方式、价值体系、与人群的互动、与自然的关系等等均无不带上文化的印记。东方管理由于强调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管理问题，自然比较适合采取“主位”研究策略，但为了与西方管理进行比较，推进东方管理的国际影响力，构建世界管理学，则也必须努力从“客位”来进行研究。
　　
　　(责任编辑：王胜强　常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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