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谱系浅析 南京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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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谱系浅析

2011年04月22日 16:13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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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凯

【作者简介】于凯(1970-)，男，山东章丘人，1989-1993年就读于鲁东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上海 201620

【内容提要】本文从共时性研究的角度，初步梳理了中国传统管理理论各学派理论演化逻辑及其内在关联，指出：传统中国管理思想体系本身，是一个由多种管理学派构成的“管理理论丛林”系统，各学派在管理目标、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等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谱系，各学派既各有特色，又具有相对共性，共同形成了东方管理理论的鲜明实践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实践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关 键 词】东方管理思想/理论谱系/德治/法治

中图分类号：C93-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0)05-0028-04

“东方式管理”或“东方管理理论”，是对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及实践经验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文化及传统的总称，是古代中国社会管理实践的历史积淀和经验总结。近3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快，以中国传统管理理论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思想，日渐显出其重要价值，成为当前管理理论研究的学术热点，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国内不少学者以西方现代管理学研究范式为依据，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实践，与西方管理理论

进行比对分析，结合中国国情与文化特质，提出并创建了各具特色的“东方管理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方管理学“三为”理论、[1]东方管理学“事务学派”理论[2]和“中国式管理”理论，[3]等等。这些新理论的提出，从不同视角深入反思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及智慧，揭示以中国传统管理理论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思想的“人本”特色及其现代启示，大大拓展了东方管理理论的研究门径，对于促进中国管理理论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引导东方管理理论走向世界，无疑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从国内总体研究状况看，通常是立足于西方管理学的分析框架，侧重于对儒家伦理为核心中国管理文化的整体分析，或是依照西方管理的分类原则，，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进行一一对应的分类解读，而较少注意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本身的内容丰富性、学派差异及其实践特征等。事实上，中国传统管理自有其独特的理论演化线索和实践路径，从其演变轨迹看，是一个由多种理论模式或学派构成的复杂系统，绝非仅有儒家学说一系；各学派间又有复杂关联及内在演化逻辑。只有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流派及其实践特征，展开系统梳理和谱系分析，才能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内涵与实质的把握，将东方管理思想研究导向更为深入的领域。

一、传统东方管理思想的学派划分

古代中国管理思想的萌芽期可以追溯到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之际，到春秋战国开始呈现多种理论分蘖的局面，后经历秦汉帝国治理实践的检验，逐渐趋于定型。作为中国古代社会转型与思想分蘖的“轴心期”，春秋战国时期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至为重要的节点。

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学术争鸣局面的出现，对于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针对东周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管理失序问题，许多著名思想家从各自立场与理念出发，提出了多种学说，各学派间相互辩诘，相互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理论共生局面，从而大大刺激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立场分化和理论融合。

学术界对诸子学派的划分，通常有两种代表性看法：一种是西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论六家要旨》中提出的“儒、墨、道德、法、名、阴阳”等“六家”说，[4]强调六家“皆务为治者也”，对诸家

学说所反映的社会管理(“治”)功能进行解读，并深入分析诸家管理理论的优点与不足；另一种看法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提出的“十家九流”说，他们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大学派，强调诸子皆“出于王官”，[5]其实质也是将诸子学说视为国家治理理论的不同学派。其中，司马氏父子的“六家”说，能较准确反映战国诸子学说的学派归属，可作为研究诸子管理思想学派划分的基本依据；而刘向父子“九流”说，更多是出于图书分类的考虑，未必是先秦诸子学派的本来面目。

[6]

“六家”学说中，墨家强调“尚同”“尚贤”“兼爱”“非攻”，是起于下层民间的小生产者社会意识的反映；[7]阴阳家强调“四时之序”与“祥穖感应”，保留了太多的神权政治色彩；名家强调“刑名之数”和“名实之别”的逻辑分析。三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但他们对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实际影响，却是有限的。只有儒、法、道德三家，在中国古代社会管理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主体部分。

儒、道、法三家学说，又可细分为不同的亚型。其中，儒家学说创始自孔子，后“儒分为八”，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是以子思、孟子为核心的思孟学派(强调“心性”)和以荀子为首的荀子学派(强调“礼法”)。道家思想据说创自老子，其后分划为以“黄老之学”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学派和以庄子为代表的“自由精神”学派，由于庄子思想主要集中在个体认识论层面，其对社会管理活动的直接影响有限，因此在中国传统管理理论谱系中的“道家”，主要是指道家的“黄老之学”理论。法家学说源于各国政治家的治国实践，代表人物有管仲、慎到(“贵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等，后由韩非集其大成，形成了“法、术、势”并重的“法家”治理理论。[8]

儒家管理思想强调“德治”与“仁政”，与西周礼乐制度下的王朝管理传统和政治理念有关，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源泉，也是儒家学派“法先王”理念的基本依据。法家管理思想强调“法治”与“事功”，与春秋后期以来王朝秩序解体(“礼崩乐坏”)后各诸侯国的秩序重建活动有关，各国变法运动所带来的管理模式变化，是其基本实践源泉。道家理论原本即有“君人面南之术”传统，强调“柔弱胜刚强”，

主张“无为而治”，带有对历史管理经验的抽象归纳之意味。

三家学说在流传过程中，又有复杂的交叉关系，如法家学派既与道家学说的黄老派有关(司马迁《史记》中将老子、申子、韩非等同传)，又与儒家学说的荀子学派有关(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而儒家的荀子，既强调“礼治”、重视道德建设(儒家倾向)，又主张“人性恶”，强调“法治”(法家倾向)。而齐国的管子学派，在归属上是法家学派的一种，但其思想实质上，却既有务实“重法”的一面，也兼及注重“礼”与“教化”的儒家倾向。

二、传统东方管理思想的理论谱系

传统中国管理思想体系本身是一个由各家理论学派构成的“管理理论丛林”系统，从共时性角度看，各家学说彼此互动，共同组成中国管理思想的理论谱系。处于谱系中的不同管理学说，对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实践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莫过于以儒家思孟学派为代表的“道德管理型”理论和法家商鞅、韩非为代表的“事功管理型”理论。两者在基本管理理念与管理技术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是东方管理思想理论谱系中的两个极端类型。

以思孟学派为代表的儒家管理理论，在继承孔子学说的“礼”“仁”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挥。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强调要遵守西周礼乐等级制度和“德治”管理模式(“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强调“仁”的作用，注重管理者本身“君子”品格的养成。而子思、孟子进而提出“仁心”“仁政”之说，强调管理者道德至上，仁义为本(“仁政”)。他们从“人性善”的基本设想出发，注重管理者个体品格与道德因素在管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修身为治人、治国之本的观点。“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而修身之道，则在于“返身而诚”。通过加强自身道德修炼(孟子所谓“四端”说)，再由此推己及人，力行“仁政”，即可获得天下归心。这就是所谓“王道”理论。“王道”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强调以“仁”“义”等核心概念和“道德至上”的“仁政”管理思路，要求管理者通过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排除贪欲之念，净化人生境界，通过“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来达成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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