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农村地区公共空间的转型路径问题研究
1.1研究缘起
1978年底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与这种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伴随的是发展进程的开始。发展的初衷是补救政治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发展断裂，恢复国家经济动力。发展的最突出成就表现在，中国在总体上正从温饱走向小康，从匮乏走向丰裕，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随着农村发展进程的推进以及农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一些新的需求类型正在出现，需求层次也在逐渐上升，农民对人文环境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同时，随着个体化进程的到来，农民自我完善和自我追求的意识增强，农民也希望有机会进行社会参与。
1.2文献综述
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说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主要以西方汉学家的研究为主，并加入了市场这一主体。萧邦齐（1999)写了第一本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专著——《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二十世纪早期的浙江省》，他认为地方精英对国家权力的使用和控制主要表现在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上。与此过程相伴随的是从官方向私人转移，自治组织和利益集团能够在新的语境中阐明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及意义，这些组织与地方官吏互动、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出的政治意识和参与感，并积极介入地方政府的管理活动中。这使得“公共领域”的产生成为可能。除了国家和社会二元分析外，还存在着一种三元分析，即国家、公共和私人。兰钦将晚晴的政治话语划分为三种类型：官、公和私。公共处于官方和私人之间，是政府和个人形成利益冲突自后，形成对国家权威的限制。他认为16和17世纪，东林党人和复社活跃于明王朝中，己经显示出了“公共领域”的特质。在当时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需要汉族地主的帮助，因此地方势力和参与空间急剧扩大主要表现为一是中央集权的松弛，为精英活动提供了空间；二是识字率的提高；三是绅商精英的出现（转引：黄宗智，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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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对宋村发展历史的白描
2.1宋村的改革与开放
宋村于1982年前后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相邻村而言，宋村的土地改革发生较晚。有的村民看着其它村分了也较为急切地等待分地，有的农民直到分地了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宋村1980年初先分互助组，由生产队变为互助组，那个时候就有说法说要分田到户年末互助组就散了，开始分田到户。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的小队划分为不同的等分，然后每家去抓阁，按照家庭里的人头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地里抓阅。好地一般是给的少一点，次地是给的多一点，最后产量上是一样的，并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机动地。肥沃的土地每人有七分，贫瘠的土地每人有七分。村庄集体按照“五年一大动，三年一小动”的原则对土地进行调整。在小队内部依据“增人增地，减人减地”进行适当调整。直到1998年后，国家出台了三十年政策不变，土地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不动。与之相伴随的是“减人减地”的原则难以实施下去，这使得“增人增地”的原则失去了落实的空间。随着村庄外来人口和新生人口的增多，村庄集体的机动地在十年内丧失殆尽。分田到户之后，农民如何经营、何时耕种、种植何种作物等耕种事项成为农民自己的事情，不受政府、村干部、生产队的指导和影响，种植的投入和产出都属于个体的生计范围。农民以分田到户的方式，从国家控制生产、生活的机制中脱离出来。农民开始自顾营生，这使得如何解决基本生活是农民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生活负担的出现，让农民逐渐注重自身的利益，相对的“私”的概念也在脑中出现。
2.2农村社会：由政治阶层社会到经济阶层社会
到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重新回到农村社会的视野中，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从农村中撤出，取而代之的是发展的管理主题，一切以追求发展为最髙指标。在管理口号和体制的变化下，农村社会氛围由政治斗争转向为如何实现经济最大化。村民的绝对服从权威转向为对有钱者的佩服。在村中出现的垃圾乱扔问题上，一个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队长的村民说“我说不管用啊，得洪乐说。”“为什么啊？因为他有钱啊，村干部没准还得让他帮忙干什么事儿。现在有钱才是有本事，你光有能耐，挣不上那就不行。”在追求经济发展中，经济瓦解了传统的权威信仰，也将过去村庄中的政治秩序转化为经济秩序。经济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划分取代了完全的政治划分，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经济圈，即村干部周围除了形成村代表与村委会委员组成的权力圈，还有一批村中的经济人物，进而形成权贵集体。而其他村民则以此为中心向外蔓延，经济上的弱势往往处于权力经济圈的最外围。
第三章农村消费公共空间的转型............ 27
3.1乡村集市的变迁.......... 27
第四章农村政治公共空间的转型 .............39
4.1农民参与政治的实践空间与制度空间不对等......... 39
第五章农村社会公共空间的转型............. 52
5.1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国家的抽离下的农民自主参加 .............52
5.1.1农民的服从式参与 .............52
第八章农村公共空间中的自反性活动
8.1影响农民自反性的因素
乌尔里希贝克（2011)在阐释自反性的作用时提出了三个方面表现：个体化、亚政治、家庭和就业体系的多元化。在贝克看来，自反性是所带来的个体化对简单现代性的理解、回馈，使得个体以一种非意识性的行动独立站在现代性面前。这种个体化是一种社会进程，在家庭、就业方方面面得到了体现，人们不在循规蹈矩的生活，二是追求适合个体的发展路径。个体化生活的变迁与政治不无联系，它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个体重归社会制度，使得政治逐渐具有非制度性。本节借用贝克所描述的个体化、亚政治，以及家庭和就业体系多元化的概念，从与之相对应的三个维度个体化社会、底层的反抗和应对现代性对当前生活影响时所表现出的生存性智慧来解释公共空间中的自反性力量。
8.2农民自主活动对公共空间的重塑
在改革开放之后，农村从国家完全控制中脱离出来，农民由人民公社包办中独立出来，直接地站立在现代化的潮流中。现代化的影响再也难以以人民公社、村委会、生产队以及家族共同体作为缓冲，而直接对农民的就业、医疗、教育发生作用，这就使得农民更加关注外界条件的变化。在这种关注意识的强化之下，农民作出自觉反应。当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力量，农民的个体反应难以形成自我满足，因此个体的单独反应往往在群体层面上形成共识，形成一种新集体主义。这种新集体主义是村民之间的有机结合，并非是军事管理手段所形成的机械集合。在这个集合中，个体的利益得到尊重，并放在与集体相等的位置上。每个个体因为相同或相似的利益目标而结合在一起，这一利益目标需要协作完成。可以说，以新集体主义为基础的新型公共空间是个人利益为导向，集体利益因个体利益发生变化而变化，与传统的集体主义存在着相对立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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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结论与讨论
9.1农村公共空间的转型：一个微观社会的视角
在农村公共空间的舞台上，由于其开放性与包容性，存在着百态的社会现象和丰富的人格形象。在以物理空间为依托的公共空间中，存在着各种人物：依旧种地的老农、退休在家的老教师、从未参加过工作的妇女、挖矿石的工人、算命的老先生、放羊倌儿、退休老干部等。他们在不同的公共空间中形成各自互动，有时也形成重叠的互动与交融。在这里，村民说收成，如何储存白菜，种什么品种的核桃，你家的树是用了什么药才治好核桃腐烂病；聊生活，县城上学孩子的租房子贵了，盆道上路灯安得太亮让谁谁有意见了，老陈家的二闺女吃的什么药治好了胃病，许二哥到承德打工挣了不少钱，村主任的父亲去世该给多少份子钱；谈社会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可能是第二次土改，低保金额在明年就要提高了，薛蛮子为什么被抓了，修高速震坏了的房屋什么时候来修，垃圾乱放对身体健康的危害
9.2无声渗透的权力
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放权为公共空间的成长提供了空间，但这种放权是一种有限的放权。有限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权力在某种方面的直接限制，而是以一种隐性的、间接的作用力影响着公共空间的成长。相比过去直接的、军事化、猛虎式的控制方式，当前的权力控制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看似将“猛虎”关起来，农民可以自由的选择中无不牵涉到国家政策、制度塑造下的选项。在农村公共空间的中，农民的日常互动和参与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诱导。从农村公共空间这一层面上来看国家权力的渗透和运用更具有具体性和多样化。国家对农民的消费、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和文化由过去的直接限制、禁止到现今的国家以符号进行引导，地方政府代理人以游说、合作等形式对村庄公共空间进行间接的控制、管理。国家对农村公共空间的管理由一种军事化的、机械化的管理方式向一种多样化的、有机的方式转变。与西方资产阶级相比，我国农民阶层力量不能以充足的物质条件来支持其公共空间的建设，并以此来维系权益，因此我国公共空间的建设依赖于政府的支持。而权力则以公共空间为平台，将隐性的力量发挥壮大，渗透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渗透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又反作用于公共空间，造成其功利化、虚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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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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