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
发布时间：2021-09-06 08:15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本身是一个外生的短期冲击,并不能改变各国的成本结构和技术能力,但疫情促使美欧真正开始在战略层面对供应链安全因素给予高度关注,从而强化了美欧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紧迫感,并与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交互作用,推动全球供应链体系朝着多元化和分散化的方向发展。特别地,美国推动制造业向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转移,德法英等欧洲国家推动制造业向东欧和土耳其等国家转移的"周边化生产",将成为未来美欧推动全球供应链调整的战略重点。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很可能由以下两个事件触发,一是制药、医疗器械和防护用品行业的本地化生产;二是美国对中国高技术行业和企业的打压升级。两个因素都会进一步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并通过示范效应和反制效应,引发全球供应链的加速调整。面对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和多元化的挑战,短期内中国要加快供应链恢复的节奏和效率,长期看要以"融入本地化"为战略主线,顺应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和多元化的要求,确保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中损失最小、获益最大。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盛行的时期,要特别注重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和竞争来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 2020,(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2 页
【部分图文】：
中国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出口规模占全球比重变化情况(%)
虽然美国主导着全球创新体系,但不可否认,全球制造体系的中心却在中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工业增加值占全球工业增加值比重近1/4,中国在全球中间品市场的份额高达1/3,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以及大约65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而且呈现出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度不断下降,而全球供应链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度逐步上升的趋势。全球价值链分析显示,尽管美国和德国仍然是复杂全球价值链网络中最重要的枢纽,但作为传统贸易和简单全球价值链网络供需中心的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2019)[6]。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广义经济分类法(BEC)将国际贸易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2003—2018年,中国三类商品进出口规模占全球同类商品进出口规模的比重均呈现显著上升的态势,其中,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额占比分别上升7.8、2.1 和3.1个百分点,出口额占比则分别上升7.1、15.2 和7.6个百分点。从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2003—2018 年,中国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出口额合计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2.7 个百分点,出口额比重则上升13 个百分点。这显示中国在进一步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同时,逐渐从依赖外部投入转向对外输出供应能力(见图1)。此外, 中国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深度嵌入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以此次中国疫情爆发的中心区武汉为例,根据美国商务信息公司邓白氏的统计,全球约有5.1万家公司在武汉拥有一家或多家直接供应商,《财富》1000强企业中有938家在武汉地区拥有一级或二级供应商。由于中国企业在亚洲、欧洲和北美三大生产体系的广泛、深度参与,各国的供应链安全、甚至公共卫生安全(如制药和防护用品)都高度依靠中国供应链。早在2月中旬全球疫情大爆发以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全球对医疗防护物资的需求量就已经增长了100倍,价格上涨了20倍。到3月中旬全球疫情开始进入大爆发阶段,欧洲、亚洲在内的多个国家禁止口罩、手套、防护服等关键防护物品的出口,美欧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截留其他国家防护用品的现象,防疫物资短缺可见一斑。而到了3月中旬以后,中国企业开始逐步复工复产,中国几乎成为解决全球医疗防护物资短缺的唯一希望。也就是说,在疫情爆发的第一阶段,中国供应链阻断造成全球供应链的阻断;而在疫情爆发的第二阶段,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又高度依赖中国的医疗物资供应。在这样的背景下,美欧政府和企业对其供应链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顾虑不断升温。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甚至提出:“这次疫情是全球化的‘游戏改变者’,因为它暴露了国际供应链的脆弱性。疫情暴露出对中国的‘不负责任和不合理的’依赖。全球供应关系,特别是医疗和汽车行业的供应关系,需要重新考虑。”因此,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长期影响主要表现为,供应链安全逐渐成为美欧企业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重要商业诉求,而保障国内的产业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成为未来美欧政府政策调整的重要导向。
一是以“融入本地化”为战略主线,加快我国制造业战略性的对外投资布局。面对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巨大挑战,目前国内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通过构建更加开放、公平的竞争和投资环境来巩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区位吸引力。我们认为,维护中国全球工厂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国投资吸引力的政策导向固然重要,但不可否认,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过后美欧供应链安全意识的进一步强化、以智能化和自动化生产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以及我国不可逆转的要素成本上升势头,未来我国在全球进一步提升供应链参与度的空间已经十分狭窄,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和分散化将是未来不可逆转的趋势。基于此,未来中国全球供应链战略的核心和重点应当是加速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国企业的主动走出去,顺应全球供应链本地化的诉求,确保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中损失最小、获益最大。基于此,未来应主动推动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加速,但由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或者过度依赖国内市场,或者过度依赖出口方式占领国外市场,都使得中国制造业产能在中国本土高度集中,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相对规模水平较低——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以后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增速才开始提升,2017年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之比也仅为1.58%(见图3)。在对外投资目的地的选择方面,随着美欧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节奏放缓,中国企业在本土开展技术吸收和学习的难度不断加大,中国企业应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美欧市场,通过占领高端市场或领先市场继续深度嵌入美欧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确保继续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另一方面,对于传统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技术行业中的低技能环节,应以直接投资的方式主动进入东欧、东南亚和拉美市场,充分利用这些国家的相对劳动成本优势,同时尽可能避免进入印度等具有较好工业基础和较强技术吸收能力的发展中市场进行直接投资,确保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不可替代性。在鼓励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加强中国本土制造业“母工厂”建设,依托“母工厂”建设确保我国先进制造技术和工艺能力的持续创新和提升。二是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技术打压,未来我国的技术创新环境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必须加快完善我国自身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加强我国应对全球供应链调整能力的关键是提高我国自身的技术能力,特别是在美国的技术打压使得我国技术学习难度越来越大的时候,通过构建更加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开辟新的技术创新路径,切实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至关重要。Grossman等学者的理论假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工边界是清晰的,即发达国家从事高价值的活动,而发展中国家从事低价值的活动。然而一旦将技术能力动态性引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分析,则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工边界并不是静态的,当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加速累积并逐渐接近技术前沿时,发达国家来自于贸易的福利可能受到损害,而这也正是Samuelson的“有条件保护理论”所强调的贸易对发达国家产生损害的条件。说到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国家,确保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和价值链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的根本,都是不断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但随着全球生产体系和创新体系的调整,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需要由吸收能力向原始创新能力转型。而这两种能力对后发国家创新体系和政策范式的要求是不同的。当中国逐步进入原始创新能力阶段,一方面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原始创新而不是技术模仿;另一方面,要着力完善我国的国家实验室、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体制,在强化基础研究能力的前提下,积极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形成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导向的创新体系和政策体系。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盛行的时期,要特别注重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和竞争来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防止对美反制演变为国内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严重保守,从而造成政府过度干预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模式的滥用。
本文编号：3387102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 2020,(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2 页
【部分图文】：
中国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出口规模占全球比重变化情况(%)
虽然美国主导着全球创新体系,但不可否认,全球制造体系的中心却在中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工业增加值占全球工业增加值比重近1/4,中国在全球中间品市场的份额高达1/3,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以及大约65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而且呈现出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度不断下降,而全球供应链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度逐步上升的趋势。全球价值链分析显示,尽管美国和德国仍然是复杂全球价值链网络中最重要的枢纽,但作为传统贸易和简单全球价值链网络供需中心的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2019)[6]。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广义经济分类法(BEC)将国际贸易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2003—2018年,中国三类商品进出口规模占全球同类商品进出口规模的比重均呈现显著上升的态势,其中,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额占比分别上升7.8、2.1 和3.1个百分点,出口额占比则分别上升7.1、15.2 和7.6个百分点。从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2003—2018 年,中国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出口额合计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2.7 个百分点,出口额比重则上升13 个百分点。这显示中国在进一步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同时,逐渐从依赖外部投入转向对外输出供应能力(见图1)。此外, 中国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深度嵌入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以此次中国疫情爆发的中心区武汉为例,根据美国商务信息公司邓白氏的统计,全球约有5.1万家公司在武汉拥有一家或多家直接供应商,《财富》1000强企业中有938家在武汉地区拥有一级或二级供应商。由于中国企业在亚洲、欧洲和北美三大生产体系的广泛、深度参与,各国的供应链安全、甚至公共卫生安全(如制药和防护用品)都高度依靠中国供应链。早在2月中旬全球疫情大爆发以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全球对医疗防护物资的需求量就已经增长了100倍,价格上涨了20倍。到3月中旬全球疫情开始进入大爆发阶段,欧洲、亚洲在内的多个国家禁止口罩、手套、防护服等关键防护物品的出口,美欧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截留其他国家防护用品的现象,防疫物资短缺可见一斑。而到了3月中旬以后,中国企业开始逐步复工复产,中国几乎成为解决全球医疗防护物资短缺的唯一希望。也就是说,在疫情爆发的第一阶段,中国供应链阻断造成全球供应链的阻断;而在疫情爆发的第二阶段,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又高度依赖中国的医疗物资供应。在这样的背景下,美欧政府和企业对其供应链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顾虑不断升温。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甚至提出:“这次疫情是全球化的‘游戏改变者’,因为它暴露了国际供应链的脆弱性。疫情暴露出对中国的‘不负责任和不合理的’依赖。全球供应关系,特别是医疗和汽车行业的供应关系,需要重新考虑。”因此,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长期影响主要表现为,供应链安全逐渐成为美欧企业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重要商业诉求,而保障国内的产业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成为未来美欧政府政策调整的重要导向。
一是以“融入本地化”为战略主线,加快我国制造业战略性的对外投资布局。面对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巨大挑战,目前国内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通过构建更加开放、公平的竞争和投资环境来巩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区位吸引力。我们认为,维护中国全球工厂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国投资吸引力的政策导向固然重要,但不可否认,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过后美欧供应链安全意识的进一步强化、以智能化和自动化生产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以及我国不可逆转的要素成本上升势头,未来我国在全球进一步提升供应链参与度的空间已经十分狭窄,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和分散化将是未来不可逆转的趋势。基于此,未来中国全球供应链战略的核心和重点应当是加速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国企业的主动走出去,顺应全球供应链本地化的诉求,确保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中损失最小、获益最大。基于此,未来应主动推动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加速,但由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或者过度依赖国内市场,或者过度依赖出口方式占领国外市场,都使得中国制造业产能在中国本土高度集中,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相对规模水平较低——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以后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增速才开始提升,2017年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之比也仅为1.58%(见图3)。在对外投资目的地的选择方面,随着美欧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节奏放缓,中国企业在本土开展技术吸收和学习的难度不断加大,中国企业应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美欧市场,通过占领高端市场或领先市场继续深度嵌入美欧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确保继续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另一方面,对于传统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技术行业中的低技能环节,应以直接投资的方式主动进入东欧、东南亚和拉美市场,充分利用这些国家的相对劳动成本优势,同时尽可能避免进入印度等具有较好工业基础和较强技术吸收能力的发展中市场进行直接投资,确保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不可替代性。在鼓励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加强中国本土制造业“母工厂”建设,依托“母工厂”建设确保我国先进制造技术和工艺能力的持续创新和提升。二是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技术打压,未来我国的技术创新环境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必须加快完善我国自身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加强我国应对全球供应链调整能力的关键是提高我国自身的技术能力,特别是在美国的技术打压使得我国技术学习难度越来越大的时候,通过构建更加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开辟新的技术创新路径,切实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至关重要。Grossman等学者的理论假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工边界是清晰的,即发达国家从事高价值的活动,而发展中国家从事低价值的活动。然而一旦将技术能力动态性引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分析,则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工边界并不是静态的,当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加速累积并逐渐接近技术前沿时,发达国家来自于贸易的福利可能受到损害,而这也正是Samuelson的“有条件保护理论”所强调的贸易对发达国家产生损害的条件。说到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国家,确保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和价值链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的根本,都是不断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但随着全球生产体系和创新体系的调整,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需要由吸收能力向原始创新能力转型。而这两种能力对后发国家创新体系和政策范式的要求是不同的。当中国逐步进入原始创新能力阶段,一方面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原始创新而不是技术模仿;另一方面,要着力完善我国的国家实验室、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体制,在强化基础研究能力的前提下,积极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形成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导向的创新体系和政策体系。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盛行的时期,要特别注重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和竞争来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防止对美反制演变为国内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严重保守,从而造成政府过度干预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模式的滥用。
本文编号：338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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