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视角下的政治传播变革研究
发布时间：2022-01-14 23:19
关于媒介技术对人类社会的重塑早就在学界引起讨论,这种重塑的力量绝不只是来自物质意义上的丰富,其根源在于对人类意识上的作用。诸如尼尔·波兹曼较早地关注了电子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冲突,将注意力放在了技术对文化的消解上;沃尔特·翁研究了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强调了技术对文化的建构。从这点上看,政治层面受到媒介的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正如荆学民将大众媒体称为政治传播的“核心性中介”,媒介技术对政治传播的影响不言而喻。自卡尔·多伊奇《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及控制的模式》（1963年）标志着政治传播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学而立”,学界关于其领域的研究一直争议不断。至今没有一套自己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学科”的支撑。通过从媒介演进的角度对政治传播变革进行重新划分,以历史回顾的方法对规律进行提炼,从而尝试将政治传播的变革归纳出一套通性的规律,这样的尝试似乎就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从这一视角上来看,媒介环境学派的生态学式的研究方法以及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理论就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但是仅仅通过现有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对政治传播的规律总结而言是差强人意的。我们借鉴莱文森的“人性回归“理...
【文章来源】：长春工业大学吉林省
【文章页数】：58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人类传播史上五次革命的发展轨迹邵培仁先生对传播史上五次变革提出了四点规律：第一，传播变革是一个加速的
图 3-1 人类传播史上五次革命的发展轨迹邵培仁先生对传播史上五次变革提出了四点规律：第一，传播变革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即变革的步伐越来越快。第二，新的传播手段或传播方式的诞生并不会替代旧有的手段或方式，而是以叠加的状态共同存在。第三，这种叠加的状态就导致了媒介演进的整合步伐，即新生媒介功能往往是旧有媒介功能的整合。第四，随着传播革命的进程，人类的知识积累速度逐渐增加。那么，政治传播变革是否也有规律可寻呢？我们选取四个节点将时间流列到图中并与邵培仁先生的图表相比较，如图 3-2。这四个节点分别是 1933 年罗斯福的竞选、1960 年肯尼迪竞选、2008 年奥巴马获选及 2016年美国大选。前三个节点的选择好像不言自明，而至于选取 16 年美国大选的原因，笔者认为，这次竞选是一次新的跨越，相比于奥巴马的竞选，从对互联网“物质形态”上的利用跨越到了“意识形态”的形成。它标志着互联网在政治传播领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关于这一部分的论述将放在第四章讨论，在这里先埋下伏笔。
第 3 章 人性回归的补救线路与“二元律”的进化准则沌不清的状态。在当时采集社会的背景下，外出采集、狩猎甚至在部落中进食、休息应该都是在一种部落治理的规则下进行的。如果我们将一个部落看做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就可以认为这其中存在着“原始的政治传播”过程。首先在这样的群居部落，“政令”的传达与执行需要快速传递信息，这是为了更快地躲避灾祸、获取食物及繁衍后代，以便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这是“政治参与”的原因，也是前提。其次这样的信息环境是在公开的条件下进行的，“前技术时期”也不存在将个体隔开的技术工具，这就导致了信息传递的公开性与交互性。而事实上这也是为了寻求群体效率与存活的更大可能，这一方面巩固了首领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将信息汇集，积累群体智慧。因此，我们得出“原始的政治传播”环境的三点要素，即信息交流的即时性、公开性、交互性。保罗·莱文森对“前技术”也不外乎将其分成了几个类别来理解，这其中，他相当肯定地将前技术的“程序”归纳为同步性、互动性、及时性等，而这与我们的理解正是异曲同工的。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三大进路[J]. 荆学民.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01)
[2]政治传播中的视觉修辞流变[J]. 陈世华,刘晶. 国际新闻界. 2017(09)
[3]大数据时代特朗普获胜美国大选的秘密[J]. 汉纳斯·格拉希格,迈克·克罗格鲁斯.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01)
[4]中国媒介生态学的两种范式及未来趋向[J]. 李昕揆. 中国文化研究. 2016(03)
[5]社会化媒介进化规律探究[J]. 姚鹏. 新闻界. 2016(12)
[6]媒介生态学隐喻及其环境研究[J]. 覃芹. 当代传播. 2016(01)
[7]试析文化传播与政治传播的搭连和界限[J]. 源贞. 传播与版权. 2015(10)
[8]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碰撞与涵容[J]. 王彤,王纯菲.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2)
[9]亚文化与权力的交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逻辑与立场[J]. 卢鹏. 青年研究. 2014(03)
[10]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J]. 荆学民,苏颖. 中国社会科学. 2014(02)
本文编号：3589413
【文章来源】：长春工业大学吉林省
【文章页数】：58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人类传播史上五次革命的发展轨迹邵培仁先生对传播史上五次变革提出了四点规律：第一，传播变革是一个加速的
图 3-1 人类传播史上五次革命的发展轨迹邵培仁先生对传播史上五次变革提出了四点规律：第一，传播变革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即变革的步伐越来越快。第二，新的传播手段或传播方式的诞生并不会替代旧有的手段或方式，而是以叠加的状态共同存在。第三，这种叠加的状态就导致了媒介演进的整合步伐，即新生媒介功能往往是旧有媒介功能的整合。第四，随着传播革命的进程，人类的知识积累速度逐渐增加。那么，政治传播变革是否也有规律可寻呢？我们选取四个节点将时间流列到图中并与邵培仁先生的图表相比较，如图 3-2。这四个节点分别是 1933 年罗斯福的竞选、1960 年肯尼迪竞选、2008 年奥巴马获选及 2016年美国大选。前三个节点的选择好像不言自明，而至于选取 16 年美国大选的原因，笔者认为，这次竞选是一次新的跨越，相比于奥巴马的竞选，从对互联网“物质形态”上的利用跨越到了“意识形态”的形成。它标志着互联网在政治传播领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关于这一部分的论述将放在第四章讨论，在这里先埋下伏笔。
第 3 章 人性回归的补救线路与“二元律”的进化准则沌不清的状态。在当时采集社会的背景下，外出采集、狩猎甚至在部落中进食、休息应该都是在一种部落治理的规则下进行的。如果我们将一个部落看做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就可以认为这其中存在着“原始的政治传播”过程。首先在这样的群居部落，“政令”的传达与执行需要快速传递信息，这是为了更快地躲避灾祸、获取食物及繁衍后代，以便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这是“政治参与”的原因，也是前提。其次这样的信息环境是在公开的条件下进行的，“前技术时期”也不存在将个体隔开的技术工具，这就导致了信息传递的公开性与交互性。而事实上这也是为了寻求群体效率与存活的更大可能，这一方面巩固了首领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将信息汇集，积累群体智慧。因此，我们得出“原始的政治传播”环境的三点要素，即信息交流的即时性、公开性、交互性。保罗·莱文森对“前技术”也不外乎将其分成了几个类别来理解，这其中，他相当肯定地将前技术的“程序”归纳为同步性、互动性、及时性等，而这与我们的理解正是异曲同工的。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三大进路[J]. 荆学民.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01)
[2]政治传播中的视觉修辞流变[J]. 陈世华,刘晶. 国际新闻界. 2017(09)
[3]大数据时代特朗普获胜美国大选的秘密[J]. 汉纳斯·格拉希格,迈克·克罗格鲁斯.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01)
[4]中国媒介生态学的两种范式及未来趋向[J]. 李昕揆. 中国文化研究. 2016(03)
[5]社会化媒介进化规律探究[J]. 姚鹏. 新闻界. 2016(12)
[6]媒介生态学隐喻及其环境研究[J]. 覃芹. 当代传播. 2016(01)
[7]试析文化传播与政治传播的搭连和界限[J]. 源贞. 传播与版权. 2015(10)
[8]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碰撞与涵容[J]. 王彤,王纯菲.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2)
[9]亚文化与权力的交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逻辑与立场[J]. 卢鹏. 青年研究. 2014(03)
[10]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J]. 荆学民,苏颖. 中国社会科学. 2014(02)
本文编号：358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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