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思考.c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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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Ma2014014年5月2y
第3Vol.35 No.55卷 第5期JournalofHiherEducation g
重启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思考
王 建 华①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 要: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经过3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0多年的努力,处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由于教育理论受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制约,高等教育改革的体制困境无法突破,大学缺乏自主权;另一方面,由于改革理论受行政化和官本位的影响,高等教育改革完全由政府主导,在行政权力支配下,大学面向政府部门办学。基于此,有必要重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为基础,重新审视改革过程中教育理论与改革理论的匹配度,对高等教育改革本身进行改革。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教育理论;改革理论;重启改革;思想市场
()中图分类号:401640 文献标志码:0002032014050010GA 文章编号:1---
TheoreticalReflectiononRestartintheHiherEducationReform gg
WANGhJianua-
(SoESNNUNCchoolducationalcience,aninormalniversitanin10097,hina) f jg y,j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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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收稿日期:0120143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IA130064
,作者简介:王建华(男,河南息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1977-)
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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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或“改革60条”),《决定》第42条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以此为契机,在经济领域“重启改革议程”的启发下,
“重启教育改革”成为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前沿课题。[1]
事实上,无论是“改革”还
是“综合改革”,也无论是“深化”还是“全面深化”,在我国教育政策话语体系中都不是新提法。“作为一个过程,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便已开始成为一种国家意志与总体战略,在其后至今已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方针不断被强调,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实践一直在进行,并且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只要我们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那就不能不承认,迄今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总体来看基本上一直在‘浅水区’蹒跚而行。其普遍特征是:文本要求多,行动落实少;表面形式多,实际成效少;自我表扬多,外部认同少;一时
效应多,可持续效果少。”[2]
此次重提“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之所以要“重启教育改革”,主要是因为“时间节点”非常关键。当前我国社会面临转型,改革开放事业正在进入深水区,教育改革面临着再出发,政府关于改革的态度和决心举足轻重。根据《决定》所做的顶层设计,未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高等教育领域,当前正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积极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的关键时期,能否通过重启改革议程,突破体制的瓶颈,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关重要。
一、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改到哪了
现代社会中改革的含义非常宽泛,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尤其如此,任何一点改变都可以称为改革。由于改革的频繁和泛化,现代社会已逐渐养成了对于改革的依赖,我们的时代也因此被称为改革的时代。教育领域同样如此。世界范围内,自20世纪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犹如‘政策流行病’席卷全球。盘根错节的改革理念通常是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却具有不可遏止的态势;它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渗透并改变着不同的·2·
教育制度。……虽然具体细节各有差别,但各国改
革的总体效应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
。[3]
我国自“文革”结束便开始进入改革的时代。改革开放更是成为驱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在高等教育领域,从恢复高考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始终被相提并论,二者如影随形,似乎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甚至分不清哪些是改革哪些是发展。2
010年国家开始制定各类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涉及教育的仍然是“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而不是通常的“发展规划纲要”,在政府眼中“教育改革”之于“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事实上,教育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远非因果性关系那么简单。实践中既不能以改革代替发展,也不能以发展代替改革。一方面,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发展是目的,改革是手段;另一方面,发展是发展,改革是改革,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不是人为的破坏,从逻辑上说,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确定性,甚至是不可遏制性,而改革则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改革通常是混合体,它包容实现了的、部分实现的和没有实现的目标,期待的和
不期待的影响,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
”[4]
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没有改革也可能会取得发展,甚至可能发展得更好。反之,不断的改革未必就会促成更好的发展。“改革是重要的”,这只是一般性的说法,关键是为什么改革是重要的以及什么样的改革最为重要。高等教育实践中既要有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又必须警惕改革的诱惑和发展的幻觉。好的高等教育秩序必须在稳定性与创造性、保守主义与变革主义之间保持平衡。
按照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
,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重点在深化,关键在综合。在我国,就整个改革而言,也许的确正在进入深水区,但就教育改革或高等教育改革而言,深水区的说法虽然形象却不够准确。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有所不同,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可能会误导改革。如果参照经济改革的标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一直处在浅水区,从未进入深水区。“现在提出的教育改革任务并没有真正触及学校教育的核心问题,没有触及学校内外诸多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触及长期
形成的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
”[5]
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持续加强。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在大学办学自主权方面稍有突破,但仅仅止于文本,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自《高等教育法》颁布以来,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不仅丝毫不见减弱,反而呈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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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化之势,以至于近年来被视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之进展的一些所谓成果几乎不值一提,且让人很
难预期究竟何时能有突破性进展。
”[6]
《教育规划纲要》以及“改革60条”通过顶层设计为高等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但由于对现行大学制度缺乏深入的反思,改革目标能否实现尚不得而知。如果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目标都无法完成,更遑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了。而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在理念和制度层面上无法触及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无法实现改革本身从行政取向到学术取向的转型,又哪里来的深水区?
和任何事物一样,改革当然有难易之分。按照一般做法,改革总是先易后难,但是只要坚持改革,最终总要去面对那些难的问题。就高等教育改革而言,表面上看也存在难易不同的问题,但实质上由于高等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改革的不确定性,真正容易的改革并不存在。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看似简单的制度或行为往往有着复杂的知识背景,改革短期难见成效;相反,那些看似复杂的利益或权力纷争却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快刀斩乱麻,改革往往立竿见影。简言之,高等教育系统中看似简单的问题可能并不简单,而看似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可能并不复杂。“看起来简单但并非如此。看起来复杂的事物却不太复杂。按照新的混沌科学:简单的系统产生出复杂的
行为,复杂的系统产生出简单的行为。
”[7]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殊性,改革过程中就很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教育改革),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利益分配和权力下放)。当前,媒体和学界一直在根据官方的口径“宣传”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们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思”,,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特殊性的“不觉”,对于政府掌控高等教育改革能力的“迷信”。正是由于这种“不思”、“不觉”和“迷信”,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经常沦为为改革而改革或为政府而改革,而不是为了高等教育而改革,为了学生的发展而改革。严格来讲,任何时候高等教育改革都是复杂的,也都是困难的,简单的或容易的变化不能称为改革。虽然有官方的说明和学者的解释,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当前的改革较之过去真的更复杂、更困难。无论在哪个国家,高等教育改革都具有时代性,每一个时代的高等教育改革都有其特殊性。与过去0多年的改革不同,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转型期。所谓转型期,意味着改革处在了十字路口,既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有可
能因为改革失败而退回到旧体制中。正如吴敬琏针对我国经济改革所指出的:
“由于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旧体制遗产的严重存在,现有的体制具有很强的过渡性质:它既包含新的市场经济的因素,又包含旧的统制经济的因素;既可以通过进一步改革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又可能通过统制的强化,
回到旧体制去。”[8]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既有一些现代化的因素,又带有浓厚的行政化和官本位的色彩,下一步的改革走向何方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总体上就我国经济领域而言,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所有改革都是好的,都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发展是硬道理,改革也是硬道理,但经济改革本身的合理性不能仅仅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这和我国在“文革”期间曾研制出“两弹一星”但并不能由此而证明“文革”的正当性是一样的道理。在经济领域,有时只要政府退出或少干预,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调节下,经济自然而然就会实现增长或发展。相反,政府所做的某些名义上的改革(权力寻租)可能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发展,甚至制约经济的发展。“如果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放任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并且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将是相当危险的。沿着这条道路前行,中国能够得到的,绝不是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
,而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9]
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如此。由于发展或增长的客观存在,政府经常以发展或增长本身作为改革的理由,为不断的改革寻求社会共识或正当性。因此,有必要反思改革本身的合理性。“在欧美各国及日本,教育改革一方面成为社会改革的中心部分,试图通过改革教育来解决各种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教育改革又成为确保当时政府合理性的手段。产生了一种只要进行改革就会好转的幻想,而这种
幻想又促进了改革的进行。
”[10]
中国的情况与欧美各国及日本没有什么区别。改革的结果给改革本身赋予了价值合理性,改革的工具合理性又导致了改革的结果,二者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改革成就了发展,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改革的依赖。在我国,每一届政府都会根据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但改革很少顾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由于本体论缺失,过于强调“不能就教育谈教育”
,因此“改革的逻辑”往往压倒“教育的逻辑”。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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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糟糕的是,有时为了短期利益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政府部门讲的是改革,实际上做的却是反改革的事,导致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因为改革而层出不穷。
总之,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高等教育有了发展,但高等教育改革远未成功。为了能走出改革的困境,必须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参照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理解框架,高等教育改革应有三个维度,即政治(polity)、经济(economy)和价值(v
alue)。在政治、经济的维度之外,价值的维度要求高等教育改革绝不能止步于满足政治、经济的需要,甚至是高等教育系统本身的发展,而必须落实到学生的发展上。如果通过改革只是增强了高等教育服务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或使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实现了增长,比如规模扩大了,硬件改善了,就不能说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成功。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只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还需有道德的含义。“教育改革如果不将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作为明确的最终目的,那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所谓‘教育改革’,不是糊涂的改革,便是‘反教育的’改革。与此同时,教育改革如果只是促进部分学生(不论是能力强的学生,还是能力一般的学生,抑或是能力弱的学生)的发展,而不能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以至于实际上要以忽视、‘牺牲’其他学生的发展空间为代价,则会成为畸形的改革,导致出现因改革而造成妨碍
部分学生发展的问题。
”[11]
高等教育改革必须从高等教育育人的本质属性出发,为了高等教育中的学生的发展而改革,而不是为了方便政府的管理而改革,更不能为了通过高等教育来攫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改革。“
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要么沦为政治的工具,要么用于经济的筹码,抑或受二者钳夹,效果堪忧。有必要改革教育改革,走向作为社会-文化改革的教育改革,并保有文化视
野。”[12]
1995年,
博耶在美国科学和艺术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学术的使命”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深刻指出:“最令我不安的是,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事实上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的一部分。像这样进一步发展下去,高等教育就会只图个人的私利而不管社会的公益。越来越多的人把高等学校看成是学生获取文凭和教授获得职位的地方,所有的学术性工作与国家最急迫的公
民、社会、经济和道德问题似乎都不相干。
”[13]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状况虽然与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中,功利主义取向非常明显,在政治和·4·
经济维度上的考量远远多于价值的维度,大学的历史和传统,学术职业的伦理和道德,要么被忽视,要么重视不够,经济上正确和政治上正确几乎垄断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合法性来源。如果沿着这种逻辑继续改革下去,未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将是危险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将塞满大学的校园。
二、为什么要重启高等教育改革
在中国的语境中,“教育”和“改革”的含义均被彻底地改造,无论“教育”还是“改革”
,都被高度地泛化或“污染”,有学者称之为“语言腐败”[14]
(decline
f language或decay
of language)。由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所谓的“教育”,可能是“宣传”,也可能是“反教育”;所谓的“改革”,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反改革”。当前之所以要重启高等教育改革,是因为改革出现了悖论,即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初衷相背离,高等教育改革不是为了高等的教育而是为了改革,改革有时变成了反改革,其结果就是,我们需要的正是我们所排斥的。比如,我们需要世界一流大学,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改革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9
85工程’高校在硬件设施和发表论文数量等方面迅速逼近‘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在杰出人才培养和学术创新方面,即便与一些非‘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其差距也未见有明显缩小的趋势。更令人担心的是,在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面前,学术舞弊和科研成果造假之类的现象屡禁不止,个别地方和单位甚至
有愈演愈烈之势。
”[15]
重启高等教育改革就是要凝聚新的改革共识,澄清什么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改革。真正的高等教育改革需要坚持高等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而不能按照政府的逻辑或由政府按照企业的逻辑来改革高等教育。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可以发现,高等教育改革的出路绝不在于把更多的革新和改革引进高等教育系统,而是需要真正的改革。当前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的问题,无论官方还是学界,其实都有基本的共识,即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已不改不行,高等教育改革刻不容缓。不过,再出发的改革不能只是前一阶段改革的简单延续或深化,而必须有新的思维。如果仍然僵化地认为稳定第一,体制问题不能触及,高等教育改革就没有希望。如果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完全被体制所决定了,我们不明白高等教育改革还有什么意义。任何体制都是由人建立的,当然也要由人来完善或突破。既然决定了要改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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