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理论呼唤高等教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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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理论呼唤高等教育史研究

2013-04-15 10:40 作者：王老师

　两本《外国商等教育史》著作的蓦本特点(一)视野开阔，贯通古今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此前已经有系列断代史和国别史著作出版，如《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贺国庆著)、《英国高等教育历史·现状》(张泰金著)、《美国高等教育史))(王廷芳编著)、《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陈学飞著)。在国别高等教育研究基础上，一些学者还对近代大学的源头—欧洲高等教育进行了深人研究，尤其是对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即欧洲近代高等教育向现代高等教育转型这一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如黄福涛的博士论文《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比较》。另外，20世纪高等教育最发达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贺国庆的《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则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源流做了深入的剖析。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仅深化了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更为撰写一部具有通史特色的外国高等教育史著作奠定了基础。教育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一定时期的断代和国别教育史研究为进行教育通史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积累，反过来说，一定水平的通史类著作，可以为更深人地进行断代和专题研究提供学术视野。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
　　两部《外国高等教育史》的时间上限都指向了古代的巴比伦、印度、埃及和希伯来等文明古国，其下限则直接贯通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间跨度大，涉及国家和问题多，体现了编著者广阔的视野和取精用宏的匠心。尤其是对古代东方“高等教育”和古代西方“高等教育”的介绍，体现了两部著作的作者对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的认识，两部著作通过比较详实的论证，较好地回答了高等教育史上一个长期争论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古代东西方的高等教育机构虽然很难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与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存在极大差异，但是，随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频繁，东方代表着当时最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中心，曾经对西方欧洲中世纪，乃至于世界近现代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古代东方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既可以使外国高等教育通史的体例更加完整，同时也可使研究者从理论上对近代大学的产生其文化源流有更清晰的认识。在两部必外国高等教育史》中，黄福涛主编的一部更注重高等教育制度的演变，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发展变化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之间存在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描述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变化之前，作者总是先分析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与高等教育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高等教育政策与高等教育发展现实之间的相互关联。除了从政策和体制等方面宏观地描述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之外，作者还深人到高等教育机构内部，从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人手，通过整理和分析具体史料，揭示高等教育的内在本质。此外，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和变化进行量的分析是该书又一新的尝试。贺国庆等著的一部则将高等教育制度和高等教育思想结合起来，同时注重对一般外国教育史上较少关注但对高等教育发展史相对重要的事件和人物的高等教育思想加以关照(如对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克尔的现代大学观)，这些不仅丰富了外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有益于后续者的研究。
　　(二)探微索隐，稽奥钩沉材料丰富、言之有据，是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所谓材料丰富，就体现为对教育史料的深度和广度的挖掘。历史研究常讲“论从史出”，从方法论角度说是理论和观点从史学、史实中产生，但以研究者进行研究来说，更体现为观点、理论从史料中发现和提炼。史料的发掘和更新对推动教育史研究有重要的影响，缺乏系统的史料，难以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教育界广泛关注“教育史学科的危机”，尤其是外国教育史学科危机问题。固然，影响一个学科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就教育史而言，缺乏比较系统的史料，则是目前突出的问题。正如贺国庆在《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世纪回顾与断想》一文中所讲:“多年来，史料建设一直是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它也是制约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障碍之一。解决了史料问题，外国教育史研究才可能生存发展。”认为外国教育史学科由于“没有新资料，没有新方法，固步自封，数十年甚至百年不变，外国教育史学科不陷人危机才怪呢”。①但是，教育史料的发掘工作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在当前比较浮躁和功利的学术环境下，教育史学科本身尚且受到冷遇，更逞论在这样一个冷门学科中从事寂寞的史料发掘。从这个角度上说，两部《外国高等教育史》的出现，尤其是其对外国高等教育史料搜集所做的扎实工作，值得肯定。正如黄福涛所说的，“从一开始，我们全体编写人员就约定，在参考和借鉴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第一手资料，描述高等教育历史的真实面目”。②读者们可以从各章节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和日文等大量注释中看出，该书作者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黄福涛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利用广岛大学丰富的各国教育档案资料，搜集各国在17~20世纪期间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的第一手资料。总的来看，在两部《外国高等教育史》撰写过程中，著者为在海内外广为搜集丰富的高等教育史料，下了很大的工夫，动用了大量可以利用的资源。广泛地吸收海内外已有的外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尽量多地直接应用国外的新材料，是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证上，仍然存在一些史料相对单薄的伺题，但较之过去，进展还是明显的。
　　(三)群策群力，协同作战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时问跨度大，涉及国别多，单靠个人力量，无论是在资料搜集还是具体写作上都有较大的难度，因此，这两部著作最终都是集体协作完成的。集体协作，也有比较明显的好处，因为此前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了部分专题和国别高等教育史研究，集体协作，既能够组织一支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的研究团队，也有利于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两部书的主要作者，先前已经进行过比较深人的外国高等教育史专题和国别研究。所以，作者良好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基础成为两部《外国高等教育史》著作最终得以完成的有力保障。譬如，黄福涛博士早年师从外国教育史学家戴本博教授，在教育理论上有相当造诣，对西方教育史已有研究成果。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潜心研究欧洲高等教育从中世纪大学到近代大学的擅变过程，理顺了近代大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贺国庆博士师从外国教育史名家滕大春教授，他此前出版的《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和《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等外国高等教育著作，在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上都是鲜有研究而又极具价值的。此外，两部著作的其他参与者，也都是教育史的专家或崭露头角的教育史研究者，应该说这两个学术团队都是比较精干的。因此，这两部专著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当然，或许也正是由于是多人撰稿，难免存在文风各异、详略不均、体例不统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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