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教育政策研究:联结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必要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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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教育政策研究:联结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必要中介

时间：2015-11-14

　　近百年来的教育发展历史表明, 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密切。为了促进教育的发展与进步, 国家需要通过制定教育政策来引导和干预教育。近年来教育理论研究呈现两种态势:一是对区域性教育改革经验的概括, 仅仅为了经验而经验, 缺乏推广的价值;二是抽象理论的泛滥, 表现为一种闭门造车式的玄思, 严重脱离教育实践。教育理论研究需要与教育实践契合, 而教育实践又迫切需要教育理论的指导, 因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极其复杂, 使得两个领域中的研究者需要相互支持和包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互背离的现象迫切需要能够结合和沟通的中介, 而教育政策研究以其独特的地位和特点越来越成为国家制定和执行教育政策的先导, 成为沟通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

　　一、教育政策研究功能的再思考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教育政策研究的宏观背景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教育不仅是小康社会所必需的重要部分之一, 而且,”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 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 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果的前提, 从一定意义上说, 教育决定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民精神生活水平的丰富程度, 国家通过制定教育政策来实现对教育的政治领导, 从而实现对教育的引导和干预。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中国教育政策进行研究, 不仅能够规划教育的健康发展, 激励教育制度的创新, 还关系到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 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背离:教育政策研究的学科背景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背离是我国教育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从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来看, 教育学科面临着艰难的自我确证。从仪型英美到全面法苏, 从元教育学的讨论到教育学本土化的探讨, 无一不表明着教育学学科危机的到来。有的学者提出了教育学是任由其他学科渗透与践踏的学科, 教育学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充分的证实。教育学科尴尬的学科地位与其研究领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有很大的关系, 理论与实践的脱离使教育学越来越依附于另外学科和领域, 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

　　从研究者的角度分析, 由于社会的劳动分工所致, 理论者和实践者两大阵营都有其相应的思想行为方式, 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两类主体都可能不适应对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风格。研究者的学术品格、研究范式和研究态度等其他相关的研究素质, 也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疏离和隔阂有密切的关系。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研究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 两大阵营之间的研究者既相互指责又相互需要。教育理论本身的多层次性和教育实践活动的复杂性, 使理论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各按自己的逻辑发展,因此, 二者的” 脱离”有其必然性;”教育理论作为对教育实践的一种认识活动或认识结果, 有自身的局限, 但也有洞察和预测实践的功能。”在教育发展过程中, 迫切需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 而教育政策研究因其独特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属性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

　　(三)教育政策研究:教育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

　　在传统的教育研究中, 教育理论研究者努力把教育学变成为一门科学, 或者努力证明教育学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由于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 ” 多年来人们一直用一种决定论的观点, 用一种既定的胚胎发育式的发展论来解释这些教育的关系问题, 并且创设了一些所谓的教育规律, 要求人们普遍遵守。”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激烈的社会变迁, 教育研究领域逐步变成了一个开放多元的研究领域, 研究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多学科的渗透使得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种转变, 即缓慢地趋于多元化和边缘化。而教育政策研究则成为教育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对于教育政策问题的高度关注使得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用不同的话语来研究共同关心的教育问题, 并且导致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和转向。在一定意义上说, 教育政策研究已经成为教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与特征, 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学的实证精神。因此,可以这样说, 教育政策研究的关注与深化体现了教育学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 并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学的发展。

　　(四)教育政策研究:教育政策学科发展的必然

　　教育政策研究脱胎于政策科学研究, 从世界政策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 教育理论应用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对教育政策的制定、规划和预测的贡献。一方面, 教育理论界的许多著名学者和专家参与制定了教育政策研究的工作;而另一方面, 对教育政策的研究成为教育学研究的主导力量。因此,我国有的学者指出:” 教育政策学不仅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而且是一门极有生命力的学科, 会成为未来教育研究的核心学科。”在世界范围内, 教育政策学成为20 世纪70 年代的后起之学, 这也与政治科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都逐渐改变了重视理论与基础而忽视实际与应用的传统有关。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科学实用化和应用化趋势的加强, 教育科学研究越来越成为教育政策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教育政策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到教育政策研究的行列, 也使得教育政策研究越来越深化与发展。

　　二、概念辨析:教育政策研究、中介

　　(一)教育政策研究

　　教育政策分析与教育政策研究是两个联系比较密切的概念。” 政策科学、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是这一领域最常用的概念。有时这些概念也有特别的用法, 有明确的定义, 有时它们则可以互相换用。”政策研究被认为是对政策过程的研究, 也就是对一项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研究, 即政策的描述性研究, 侧重于理论探讨。而与之相对的政策分析则被定义为:”对因素、策略方法等的研究, 是对怎样才能制定出一项好政策的研究。”也称为政策的规范性研究, 侧重于应用研究。很多学者倾向于把政策科学、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三个概念不加区别的使用。因此, ” 从各国政策研究的文献来看, 过分强调政策研究、政策分析、政策科学的区别并无太大必要。”根据政策研究与政策分析等的概念, 本文把教育政策研究理解为:教育政策研究涉及整个教育政策活动过程, 既包括关于教育政策系统和政策问题的一般理论研究,又包括关于具体教育政策决策、实施与评价的应用性研究。教育政策研究主要是对教育政策所涉及的政策对象、过程和方法的研究。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教育政策研究可以理解为对教育政策对象、过程和方法的研究, 它既可以具有一定的理论性, 又可以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

　　(二)中介

　　中介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中介思维。” 中介” 是一个哲学概念, 而且主要的是辩证思维的概念。从中介思维出发, 把握事物之间的” 中介联系” ,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前提。中介思维其实就是一种” 关系思维” , 即不是分别从孤立的两极出发, 而是从两者的关系或联系出发来分析看待事物。中介的第二种含义是指对立面转化时所需要的中间环节。主观方面的认识、理论在和客体、外部现实发生关系并向实践转化时, 需要一定的方法、工具、手段作为中介。本文的讨论是在第二种含义上来使用中介一词的。教育理论向实践者提供的往往是一般的原理、原则和指导思想, 它的作用主要是给人们带来思想和观念的激发与启迪。中介的长处恰恰有利于填补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实践二者之间的广阔的” 中间地带” 。中介的结果是可行性分析, 一般也是在过程分析之后得出的。因此, 中介才有着一般教育理论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也才可能对教育实践起着更为实际、更为具体的” 指导”和” 改进”作用。

　　三、教育政策研究: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

　　(一)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性

　　作为教育研究的一部分, 教育政策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性。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与结论是教育理论与结论的结晶和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教育政策研究的对象是教育政策系统、教育政策问题和教育政策活动, 它可以把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教育政策研究可以综合利用多个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理论和方法, 研究和解决教育问题和教育政策问题。教育政策研究可以综合利用大多数的教育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来解决教育问题和教育政策问题。

　　从理论的层次来看, 通常我们把教育理论研究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技术理论研究和工艺研究四个层次。教育政策研究兼有应用性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两种性质。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性表现在:教育政策的理论性研究是为决策研究提供知识背景、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者的任务是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 而决策者的任务是选择方案或综合、完善方案。早在20 世纪80 年代, 我国学者指出:” 教育科学研究岂但不是现行政策的注解, 相反, 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该有教育科学的基础。”教育政策研究必须具有良好的教育理论基础, 而良好的理论基础的建立不是表现在对教育政策的宣传与解释, 而是真正加强教育理论研究的独立性, 使教育理论保持必要的学术自由。唯有如此, 教育理论才能更好地为教育政策服务。

　　(二)教育政策研究的实践性

　　教育政策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 教育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实践。在制定教育政策的过程中, 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进入教育政策研究的视野,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能够上升到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问题, 都是与社会实际联系非常密切并关系到大多数人的利益。教育政策问题如果不是来源自社会实践, 那么教育政策研究就如无水之鱼, 难以有持久的生命力。其二, 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复杂, 包括教育政策规划、形成、采纳、评价和反馈等环节。而教育政策制定的环境与机制, 包括政策与国际和国内环境, 政策与发展、政策与政策制定者、政策与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各种动态因素等都是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在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社会舆论是反映和表达社会成员愿望要求的一种形式, 社会舆论的广泛参与, 可以为教育政策制定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 增强教育政策的可行性。社会舆论的参与体现了一种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教育政策的实践品格。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教育政策的制定也离不开社会实践的关注与参与, 社会实践的参与又加强了教育政策的实践性。其三, 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更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检验。教育政策是否能够执行下去, 关键是看教育政策能否经受得起社会实践的支持与检验。在教育政策的限度中, 实践的制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 在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该考虑教育政策的实践性。其四, 在教育评价方面也体现了教育政策研究的实践品格。教育评价的目的不是在于证明, 而是在于改进。教育评价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自身, 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参与评价。非政府组织的评价具有相当多的社会阶层意愿的诉求, 他们的评价更多地侧重于从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 因而更多地具有实践性。总之, 教育政策研究具有更多的浓重的实践气息。

　　(三)教育政策研究的中介功能的发挥

　　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来看, 教育理论是对教育客观规律的反映, 对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与教育政策所不同的是, 教育理论不具备行政效力和法律效力, 不能强制性地要求学校和教育遵照执行。所以, 教育理论必须以有效的影响才能转化成具体的教育实践。教育政策研究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中介功能表现在:通过教育政策研究, 把教育理论先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教育政策和法规, 然后再通过行政的和法律的约束力将教育理论最终转化为教育实践。教育政策研究中介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 在教育政策研究过程中, 教育政策研究者应该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自由、学术品格和必要的中介思维。研究者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自由和品格对于教育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教育研究不应该是政治的附庸, 教育政策研究也不能只是对教育政策的注解。教育政策研究如果只是对教育政策的注解和表面化的研究, 那么, 对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等都于事无补, 不能真正地使教育政策为教育实践服务。教育政策研究者应该具有必要的学术自主性, 即必要的学理意识。

　　其二, 教育政策决策者应该具备必要的理论素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决策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教育政策决策过程中, 教育政策决策者并不是简单地拍板了事, 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教育政策决策者长期从事教育政策方面的工作, 对教育实践方面无疑比教育政策研究者具有较大优势, 但是在教育理论素养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政策决策者如果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 那么, 在教育决策中就能够比较好地把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使教育政策真正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服务, 成为两者之间的一个必要中介。

　　其三, 决策部门的” 研究者” 与研究部门的” 决策者” , 教育政策中介功能发挥的可能模式。决策部门的” 研究者” 就是在决策部门出现了一些具有学术倾向的决策者。他们一方面是决策者, 另一方面能够把在教育决策的一些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 成为既有学术风格又有实践倾向的决策者。而研究部门的” 决策者” 则与之相对, 就是出现了一些明确为决策提供服务或发生影响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这些研究部门和研究机构专门为教育决策服务并发生强有力的影响。

　　其四, 在教育政策决策和教育政策研究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 张力” 一词是哲学家库恩从物理术语中借用到哲学学科来的一个名词。” 引申到哲学上来, 是指两种事物之间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各自的运转规律和生命历程, 又有内在的联结能力、相互支撑、相互吸引的能力, 相互促进, 走向新的发展层次。”一般而言, 在我国, 教育政策决策和教育政策研究之间的张力是比较狭窄的, 一方面是教育政策研究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 仅仅解释政策为政策服务, 沦为政策的附属物;另一方面, 教育政策研究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 脱离现实, 陷入了” 孤芳自赏”的绝境。要保持两者之间合理的张力, 培养决策者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者的政策意识是非常必要的。决策者应该具备必要的研究意识, 即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看待政策现象和处理政策问题。而研究者的政策意识, 是指研究者以政策取向指导自己的研究, 以参与政策制定、影响政策过程作为自己的追求和价值目标。长期以来, 研究者把政策排除在研究的视野之外, 决策者也没有把政策与研究联系起来。改变这种状况, 要依赖于主观观念的改变, 加强这两种文化的交流。随着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绩效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教育决策者越来越应该具有研究意识,而教育研究的功能和研究的价值也越来越表现为对教育政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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