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若干问题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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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若干问题述评 (2015年第5期）
邬大光 王旭辉
［摘 要］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呈现繁荣态势，直指高等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出现了理论上的学术争鸣，给高等教育研究带来了清新的学术环境。高等教育“适应论”之争、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及其方法论、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等专题研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焦点。高等教育学近今文献呈现出三个特点：研究出现了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政策转向等新动向；越来越强调应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相结合；研究的认识路径趋于综合化与多元化。高等教育学未来发展，要妥善处理好三个关系；积极推进跨学科、跨领域对话，提升交叉领域创新能力；深化经典研究领域，拓展新兴研究领域；坚持国际视野和地方行动相结合。
［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研究进展；学术争鸣
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学，历来重视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理论文章的比重相对较低。综观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进展，涵盖了众多高等教育问题，如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招生与就业、课程与教学、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教师发展问题等。令人振奋的是，在各类话题的探讨中，部分研究成果出现了研究重心向基础理论研究偏移的迹象，并在讨论中出现了一些视角独特、有思想、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学者之间出现了学术争鸣；在立场和观点上，产生了质疑和反质疑。
一、关于高等教育“适应论”的争鸣
再次，高等教育“适应论”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其立场是探寻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将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纳入科学的轨道。事实上，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标准，高等教育“适应论”的提出者确实概括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内外部关系规律”对现实世界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其中的不足，高等教育“适应论”反映的是我国过去乃至当下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基本规律，但能否成为学科的核心理论或特有范式是可以商榷的。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很像是一个“框架性”条例，它没有对高等教育的结构性问题做出深入解释，尤其是把高等教育的内部问题作为一个“黑箱”来处理，从而造成了在这个宏大条例之下，高等教育本身回到了一个除适应需求之外，可能有一个不可研究的“黑箱”。因而该理论无论在自身发展还是在指导实践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它无法像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理论”或行政学中的“官僚制”理论那样具有核心作用。也正因如此，才引起了部分学者诸如“知识逻辑的缺失”、“自主权的缺失”、“只见关系不见人”等一系列质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适应论”是在特定背景下提出的，折射的是“历史的捍卫者”和“实践的捍卫者”的双重价值。诚然，如果只是专注依过往的经验著述现在，则所构建出来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在吸纳了某些成分的同时，也忽略了另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政治论”哲学观长期以来都占据着上风，高等教育也因此面临诸多问题，而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方式所构建的理论往往强化了这种向度，并在理论和实践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下，使之趋于“锁定”状态，甚至有时成为政策制定者和政策诠释者的“尚方宝剑”。因而有些学者对高等教育“适应论”提出的工具理性警示、政治理性警示、实践理性警示等也不无道理。面对争论，应该在承认高等教育“适应论”的重要历史意义的基础上，用发展的眼光、系统的眼光和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一命题。
关于这场高等教育“适应论”之争，还可以从哲学方法论层面来评价。
其次，高等教育“认知理性观”者使用的是一种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另一种分析问题的角度。社会科学有说明的社会科学、诠释的社会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之分。在以往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说明性研究、诠释性研究或简单的描述性研究，缺乏批判研究的基础。“认知理性观”者能通过批判性研究的途径来促进学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正在走向多元。同其他研究路径不同，批判研究所涉及的一般真理不可能通过参照当代秩序而被证实或证伪，因为它意味着可能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秩序。批判研究是要在扬弃传统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和审视社会的合理性基础，通过批判活动改造人类生存状况，它起着一种呼吁、催化社会变革的作用。批判教育学就是旨在抨击教育制度的弊端，在教育理论、教育管理、教育伦理等方面进行开创性研究的一个领域。从“认知理性观”者对“适应论”发起的批驳不难看出，其试图从根本哲学立场上颠覆多数人既有的看法，虽然高等教育分明是越来越跟社会经济相“亲和”，但他们认为这是高等教育本真理想的失落，是越来越偏离正确轨道的危险信号，从而试图发起一场高等教育理论革命。这样的结论通过实证研究的途径是无法得出的，这正是批判性研究比较独特的地方。通过这种批判性分析，将超越高等教育理论思维和逻辑的简单概念化，将相关理论问题纳入内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景的元思考中。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教育两个规律”中的关切点，也促使我们透视高深学问探究和人才培养的复杂环境中的哲学、文化和社会分析维度。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从不同方法论出发来做研究的学者之间，可能存在话语对接的障碍。因为每一种研究角度都有自己特定的哲学假设、原则及如何做研究的立场。正是由于不同学者惯用的研究方式不同，学者之间在争鸣过程中的话语指向也会存在出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求人们加深对不同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解，并在对话中运用替代的思维方式。
再次，虽然对传统高等教育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把我们从单向度的认识论中解放出来，从而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理解，且通过对不同观点间对立和冲突的反思，可以引领我们对高等教育理念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这种批判性研究过于知识化、理想化的倾向使其很容易脱离实践的诉求，甚至沦为“事后的哲学”，始终进入不了政策话语的中心。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反对者提出了问题，阐明了其学术思想，把“认知理性”置于一个新的高度，却未提出一个新的可用以指导实践的替代理论。因此，单单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和解构仍然不够，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能得到广泛认可的新理论。拿公共行政学的例子来说，马克斯·韦伯建立起的官僚制理论，随着学科思潮的变迁，在近几十年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如来自新公共管理的批判，来自后现代思潮的批判等，但无论人们如何批判其“工具理性”、“僵化”、“低回应性”或者“对人的束缚”，却始终提不出一个比它更有效的、能取而代之的理论模式，因而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依然脱离不了官僚制的基本框架。高等教育学在理论建设中同样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如何超越先前理论值得我们深思。
综上所述，这场关于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学术讨论是一场精彩的学术对话，是由后进学者对学术先行者发起的一场学术挑战。这是这些年来在高等教育学沉闷的理论研究中激起的一阵涟漪，这也是高等教育理论界对清新的纯学术问题而非应用问题的视角转向。虽然对高等教育“适应论”的讨论在高等教育研究的茫茫文献之洋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它却产生了较大影响，以至于到目前为止相关讨论仍在继续且文献数量有所上升。在这场学术争鸣中，虽然多数人都是旁观者，但却也引发了每一个旁观者的思考与反思，这对高等教育学知识积累和学科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方法论研究
综上可知，在近几年上述主题的相关讨论中，最突出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及其方法论选择中，应采取何种态度和战略取向。不同学者的观点存在分歧，既有主张以教育学为依托的“中心—外围论”，也有提倡多学科融合的“多中心论”，虽然两者间并不一定完全不可通约，但在战略取向上显然有所不同。
首先，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不同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科，也是一门不同于主流社会科学的学科，当然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它既有某些科学的特征，也包含了一定的人文元素，这在学界基本上是共识。其次，高等教育因其与社会经济等外部系统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它具有问题导向，且问题之间具有“结构不良”的特征。例如，它是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仅用单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反映问题的方方面面并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因而，它是一个超越了一般教育学意义上的学科。这种学科特点决定了它具有自身特定的如何做研究的范式及其方法，任何高等教育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将不同研究者、实践者创造的知识以一种恰当的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在不同的局部叙事中，可能采取的学科视角往往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当我们创造的知识是大学理念或大学精神时，所要用到的学科视角可能有哲学、教育学、伦理学、文化研究等；当所要创造的知识是大学城的兴起与发展时，要用到的学科视角可能有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规划学等；当相关的知识是现代大学制度时，可能用到的学科视角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而当我们生产的知识是大学生就业时，可能用到的学科视角又变为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政策分析等。这些例子足以表明，要生产任何一种知识的前提是：必须要充分运用多个学科的理论。再进一步讲，光有视角仍然不够，还需要有综合的、多元的认识路径和话语体系，如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分析哲学、后现代哲学、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法律推理、文艺批评、后现代社会理论等。要获取多元的认识路径和话语体系，又必须对某些基础社会科学和应用社会科学的最新进展进行跟踪。这从单一教育学的视角中显然无法获得。因此，要做好高等教育研究，使之能像科学一样发挥作用，并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本文更倾向于支持“多中心”的立场。
综上所述，对高等教育有关问题的研究，要以处理人类未来发展的长期问题为己任，要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可用的知识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并在这样的理念下构建和发展我们的学科，这就是应用社会科学存在的特殊意义。而不是每个学科都要按照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经典学科的学科发展模式来建设。在应用社会科学中，特别要强调的是知识的整合和融合，大可不必给它带上一个专门的帽子；否则，反而会成为学科发展的“紧箍咒”。所以，高等教育领域的学者要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与研究视角、价值体系和方法论的多样化相处，尤其要吸收其他学科的新近发展成果，响应哲学基础的更新，以弥补本学科中的不足，并坚定不移地推动跨学科对话与知识整合。
三、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研究
此外，还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现代企业制度的角度、全球改革动向的角度以及国内试点院校实践的角度等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出了各自见解与建议。
通过对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相关文献的分析发现，多数文献是对概念的解析或思辨性探讨，研究仍处于相关问题概念化的初级阶段，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本土化话语体系构建尚显不足，且缺乏事实支撑。不同学者分析的视角比较多维，但碎片化倾向明显，整体上呈现出知识的非积累性发展。之所以该议题近几年的文献数量激增，一方面是研究者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走向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界盲从“前沿”问题，谁都希望在相关问题上发表言论，但真正具有理论价值或实践价值的文献却较为匮乏，既没有构建起实质性理论，也没有标志性的实证研究成果，甚至连“大学章程的基本属性”之类的基础问题都远未达成共识。
一方面，从根本上看，现代大学制度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密切相关。因而在讨论现代大学制度时应将其置于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整体变革与发展的框架中，不仅要有历史的维度、空间的维度、多元理论的维度，还要以更开放的视野，积极开拓前沿性、战略性的研究视角，积极应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问题和挑战。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根植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土壤，又要借鉴西方国家实践的经验，也要面向当前中国发展形势及高等教育新特征等时代背景。分析发现，在最近的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问题，这对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是一种积极的响应，表明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同国家热点波动趋于吻合，有利于巩固高等教育学应用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除此之外，研究者应特别重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包括大学章程建设的特殊性问题，只有抓住“特殊性”，才不至于始终停留在宏大叙事层面，学术研究的应用价值才能真正体现。
四、关于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研究
大学理念（精神）的有关文献，向我们展示出一幅完全不同于高等教育其他研究主题的图景，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人文倾向十分突出。这一方面说明研究者的跨学科理论素养较高，能将大学的理念和精神置于一个广泛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分析，从而提高了文章的理论深度，加强了观点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不仅仅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它也具有浓郁的人文学科气息，它在述说高等教育的“理”的同时，也带有浓重的人文色彩。在大数据时代，以定量或计量为手段的科学研究范式已悄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研究越来越关注“人”的问题及教育理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需要更多的哲学反思及人文关怀，而非具体的分析技术，，因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在吸纳其他学科“长技”的同时，应保持自己独特的研究取向。在过去的学科构建中，人文的东西一直处于较为次要的地位，从而不利于学科结构的优化。例如，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的教材中，鲜有将诸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或“大学理念”等内容单独作为一章来介绍，在该学科的理论丛林中，此论题没有获得应有地位，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学在向科学化迈进的过程中，人文传统被边缘化。在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同时，文化人却少了，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也少了，很大程度是因为大学精神的缺失。因而重视这一类研究对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以上讨论，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教育实践中，应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是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曾出现的两种对立的思潮。在理性主义哲学观的影响下，大学的理念深深地烙上了“科学”和“效率”的烙印，它在带来某些有益的方面的同时，对大学成员的思维和行为也产生了某种约束作用。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民主管理、无为而治等为特征的人本主义理念是作为科学主义的对立理念而出现的，它推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大学精神，在西方大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的大学文化深受西方这两种思潮的影响，且两者的矛盾也被带入我国大学文化的发展中来。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处理好大学文化中长期存在的这对矛盾十分重要，不能盲目地走向一个极端，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而是要在特定的语境下结合我们自身的文化特征来探讨这一问题。总之，提倡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处理好各种对立冲突的东西、有形与无形的事物以及事实与价值、历史与当前的关系、西体和中体等关系，只有冷静地思考并对待这些关系，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五、结论与展望
（一）近今高等教育学研究的特点
1. 高等教育学研究转向：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政策转向
2. 高等教育研究取向：应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相结合
3. 高等教育研究的认识路径趋于综合化与多元化
（二）未来高等教育研究的展望
通过对近年来高等教育文献的专题分析和整体分析，对未来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可以作如下期待。
1. 未来发展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高等教育学的未来发展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继承优良传统与自由探索的关系，要实现有继承的突破；二是要处理好研究方向与学科发展的关系，要实现“向心力”与“离心力”的优化组合；三是要处理好高等教育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要致力于“大科学”与“大人文”交融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建立和完善。只有处理好第一种关系，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才能始终有创新、有突破，并像滚雪球一样实现知识的积累性增长；只有处理好第二种关系，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结构才能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实现知识的精明增长；只有处理好第三种关系，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才不会走极端，实现知识的平衡增长。
2. 积极推进跨学科、跨领域对话，提升交叉领域创新能力
高等教育学要进一步打破学科间、领域间的话语障碍，坚定不移地促进跨学科、跨领域交流和思想碰撞，提升交叉领域的创新能力。我国高等教育学发展至今，之所以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部分地因为它坚持与其他学科和领域的对话。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如果不懂经济学，又如何懂得“增长”与“配置”；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如果不懂管理学，又如何懂得“绩效”与“战略”；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如果不懂社会学，又如何懂得“公平”与“正义”；一个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如果不懂心理学，又如何懂得“动机”与“向度”；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如果不懂统计学，又如何懂得“变量”与“指标”；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如果不懂哲学，又如何懂得“批判”和“建构”。如果高等教育研究是建立在单一教育学基础上的研究，那么学科不仅不会得到大发展，反而有走下坡路的危险。高等教育学要缩小与其他成熟学科间的差距，只有通过不断的交流，取其精华，营造更肥沃的学科成长土壤。
3. 深化经典研究领域，拓展新兴研究领域
既要注重经典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入，使高等教育学不断向深度发展，也要加强新兴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使高等教育学逐渐向广度发展。一方面，高等教育学自身的传统理论相对薄弱，如高等教育“适应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现实问题，但显然过于“外向”和宏大，尤其是对高等教育内部问题阐述得不够具体，也因此引发了最近的一波学术争鸣。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经典理论并有所突破，就必须要掌握更先进的理论构建方法论及其附带方法，对其他经典领域的深化研究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要拓展新领域，使学科向广度发展，就需要高等教育的研究紧跟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提高学术敏锐性。对“慕课”的最新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 国际视野和地方行动相结合
展望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不妨“两极化”——国际视野和地方行动，并将两者有机结合，使学科发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并行不悖。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国际上的理论和实践动向，研究的视野要更加开放、更加创新，研究的话语、范式、技术等要与国际接轨，研究的主题要对人类的长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从而避免研究中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倾向。当然，拥有国际视野并不只是对国外的问题做一些介绍性研究，切不可捡了“视野”丢了“质量”。另一方面，要深入关注地方问题，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地方创新行动，并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抽象出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一些来自其他学科的经验表明，是对地方问题而非宏大问题的研究，产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总之，有效地将国际视野和地方行动相结合，是未来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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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A Review on Several Issues of Higher
Education Recent Studies in China
Wu Daguang & Wang Xuhui
本文关键词：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若干问题述评，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6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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