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适应论潘懋元_高等教育定义_怎样才能使高等教育快速适应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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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使高等教育快速适应新常态

发布时间：2016/01/01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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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在经过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目前正进入以经济增速放缓、经济转型升级为特征的新常态阶段。新常态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发展战略。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适应性发展还是自身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阶段，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切换，必然对高等教育发展制度、理念、目标与模式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常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发展际遇在实践中的展现。那么，高等教育如何适应新常态?这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予以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高等教育既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也要适应自身发展新常态

　　从发展的角度看，新常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经济体在各种要素禀赋、外部条件和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诸多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内在机制发生自组织变化后形成的一种新的均衡状态。因此，新常态既是相对于以往发展状态而言的新状态，也是相对稳定的阶段性状态。当前，学术界对新常态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二是经济增长动力。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2012-2013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两年均为7%，于是有人不无担忧地认为，”保八”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任务。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不再以GDP论英雄”，对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持更加容忍的态度，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7.4%，且大多数省份都没有完成本年度经济增长的预定目标;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将2015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7%左右。当前，中央计划发出一种信息，即经济增长的速度不那么重要了，如今更看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过去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肯定会降速，并进入低速稳定增长状态。根据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运行实验室的预测，，2016-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5.7%-6.6%，2020-2030年为5.4%-6.3%。关于经济增长动力，一部分观点强调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由出口主导转向扩大内需;另一部分观点强调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科技附加值，来带动经济增长。因此，新常态是政府力求平衡改革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支持力度会有所减弱，进而可能增加经济下行的风险，但经济放缓仍然是一个可控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速度变慢但质量更高。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相依相生的共同体，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是双向的、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对高等教育的直接冲击就是社会减少了对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大学生就业难将会持续存在;同时，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升级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必然对高等教育现行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结构、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资源配置结构、科技创新体系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并要求高等教育通过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驱动作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面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模式的快速切换，不可能置若罔闻，也不可能熟视无睹，因为高校只有抓住机遇，锐意改革，才能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因此，高等教育适应经济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自身改革与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不仅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其自身也要进入新常态。

　　其主要标志：一是高等教育规模增速明显放缓，二是确立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总基调。关于增长速度与规模，1998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人数有340.87万人，毛入学率为9.8%，2013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人数达到2468.07万人，毛入学率为34.5%，15年间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增长7.2倍，毛入学率增长3.5倍。我国在1999年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其后至2006年一直保持10%以上的普通本专科招生增长率，尤其是1999年、2000年、2001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47.4%、38.16%和21.61%。从2007年开始，普通本专科生招生增长率为8.4%，增长速度开始明显放缓，2008-2013年的增长率分别为6.87%、5.24%、3.48%、2.98%、1.08%、1.6%、1.08%、1.60%，增幅越来越趋于理性。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到2020年高等教育总规模将达到3550万人、毛入学率提高到40%。201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规模已达到3460万人，再加上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下降，可以预测，2014-2020年只需维持相对较低的增长率，就可以达到预定发展目标。也就是说，低增长率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常态的特征之一。当然，这个低增长率是指较大规模基础上的低增长率。从一般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是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高等教育发展必须依靠经济发展的需求与供给。总体而言，1999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尽管1999年扩招政策的实施更多的源于”教育拉动内需”的动机，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经济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弥补高等教育发展不足，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旺盛需求的作用。此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基本处于同步状态。当前，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以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新常态阶段。这个阶段以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标志，国家实施了从宏__观到微观、从单向到综合等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方略，如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设置战略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去行政化”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制定大学章程与学术委员会章程、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等。

　　二、新常态阶段高等教育面临的发展问题与改革主题

　　高等教育新常态是一种新的发展状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对新常态阶段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观察与分析也应该是长期的、未来取向的。

　　1.新常态阶段高等教育面临的发展问题

　　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是数量的增长，还包括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和效益增长，即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同发展。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长，迈入大众化门槛后又迅速进入后大众化阶段，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当然，高等教育大发展过程并不是不关注质量，实际上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一直在警惕大众化过程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质量问题。2003年实施”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目的就是要”明确办学指导思想、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学基本建设、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2007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着力从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认证、课程教材建设与资源共享、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教学团队与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评估与教学状态基本数据公布、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等六个方面，促进高等学校提高教学质量。这些改革政策以及一系列后续政策的颁布实施，有效推进了高等教育改革进程，抑制了高等教育大发展可能带来的质量风险。当然，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的任务是”以量谋大”，重点解决”上学难”的问题，相应地，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更多的是”维持性改革”或”弥补性改革”，即在确保规模扩张的前提下，为维持与保持既有高等教育质量，或为弥补办学资源的不足而进行的”亡羊补牢”式的改革。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总结了高等教育精英———大众———普及三个阶段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量和质在11个方面的变化，其中数量的增长只是表面形态的变化，而质变才是根本性的变化。当然，量变并不会自动引发质变，质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以适应规模扩张为目标的人为改革过程。在我国，这样的改革仍然在进行，特别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在由”量变扩张”转向”以质图强”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成为新常态阶段高等教育的改革目标。新常态阶段高等教育发展之所以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就在于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模式，难以继续支撑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转型。从我国过去十多年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发展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以扩张规模为主，而不是以提升质量为主。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适应性逐渐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开始聚焦到如何提升质量层面。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不仅不像大众化初期那样紧迫，相反，规模增长对高等教育发展所产生的边际贡献日益减弱。如果说以往的高等教育发展矛盾主要是由于规模不足所致，那么，新常态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矛盾主要是创新不足。创新不足涉及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以及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机制培育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新常态高等教育改革需要着力研究的长期性课题。

　　2.新常态阶段高等教育的改革主题

　　新常态下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决定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新主题。现阶段，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差距;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有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的要求有差距;高校自主办学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有差距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高等教育发展不够科学，要害是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因此，高等教育改革必须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改革必须理清新常态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矛盾，着力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障碍。

　　高等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经济新常态投射到高等教育领域，必然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性、系统要素及其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内外部关系及其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高等教育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期，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关键期，政府或高校应通过系统化设计来制定可靠的改革方案。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总体设计，以往片段、截面或碎片式、阶段式的高等教育改革”工程”或”项目”，需要凝练并提升为范围更宽、程度更深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方案。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新常态阶段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的设计应从点、线、面的立体结构来考虑。在”点”上，重点关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创新能力提升及其相互之间的协同改革等，最终形成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高效的治理体系、严格的监督体系、有力的保障体系。在”线”上，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管评办分离，将大学自治、简政放权贯穿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在”面”上，重点关注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科技发展之间的协同改革、高等教育区域结构调整、产学研协同模式改革、省级统筹改革等，形成政府、市场与高校之间的动态均衡与协同机制。特别需要明确的是，上述一系列改革如果离开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简政放权，离开了人才市场和科技需求市场的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很多高等教育矛盾和问题就无法解决。因此，要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环境推进高等教育改革，而不是就高等教育改革论高等教育改革。

　　三、新常态阶段高等教育改革行为与改革模式调整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美欧日等国在经过战后十几年的高等教育大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到20世纪70、80年代停止了规模扩张，开始致力于调整整顿、改善结构、提高质量，以应对飞速发展所带来的质量危机。同样，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阶段，新常态意味着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更为长远的以提升质量为主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升质量的难度要高于规模扩张的难度，它要求政府与高校对其改革行为与改革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1.政府改革行为与机制的调整。一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由政府主导，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政府推动。进入新常态阶段，政府要做的事不再是设法推动规模增长以及为维持增长而进行补救式改革，因为这有违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在新常态中维持高等教育规模平稳增长和质量提升。(1)从重权力到重责任。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是政府运用权力，但权力的边界不清楚，缺乏行使权力必须承担的责任承诺，也缺乏对权力的制约。

　　具体表现为政府盲目干预大学办学事务，不尊重大学办学自主权，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资源配置等方面只追求数量指标，甚至代替大学进行改革决策。从重权力到重责任的转变不仅要明确政府管理大学的边界，更要通过体制机制建设来保障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对责任的承诺;教育行政部门不仅要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高等教育改革，而且要将高等教育改革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高等教育改革的约束机制和问责机制。(2)从重审批到重监督。如同中国长期存在的审批型经济一样，政府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也采用诸如”工程”、”项目”、”试点”的审批方式。政府注重事先审批，忽视事中和事后监督，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产生了大量的权力寻租空间，也束缚了高校的办学活力。新常态要求市场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改变传统的审批模式，从重审批走向重监督，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办学空间和决定自身发展以及资源配置的权力，并对大学办学活动及其成效及时跟踪了解、检查落实。(3)从重管理到重服务。如果说传统的管理方式是高校围绕政府转，现在则是政府围绕高校转。因为在新常态中，高校是提升质量的主体，这就要求政府为高校的竞争性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同时要求政府为高校提供更多的信息、平台、政策支持和帮助。

　　2.高校改革行为与机制的调整。受行政管理的传统”惯性”影响，高校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仍然按政府的计划、项目和指标安排办学活动，高校办学既不是社会指向也不是内部指向，而是政府行政指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高校主动争取社会办学资源的能力和自我提升质量的能力。新常态下的高校办学行为的调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重数量到重质量。政府指向的办学行为是盲目追求大而全、重数量轻质量，比如只考虑学科专业设置、办学规模、教学与科研评价等的数量标准，而很少考虑获得这一数量过程中的效益和质量。因此，数量增长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结构失衡、质量下滑、学术腐败、急功近利等不良现象。在新常态阶段，重质量意味着高校需要有足够的理性和自我发展的定力，既要重视发展过程，更要关注发展结果。(2)从重领导到重协调。新常态意味着高校实施行政权力的重点应放在监管和服务层面上。监管即监督落实改革与发展规划的执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效果，服务则在于为教学或学术活动提供良好条件。这样就改变以往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发号施令的做法，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变成平行关系，这一关系的特点是两者各行其是，各安其位，相互依赖，互为补充。(3)从重管理到重保障。长期以来我国高校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这虽然有利于高校整体快速决策、及时付诸行动和计划配置办学资源，但是仍是一种行政主导的管理机制。新常态意味着高校施政告别以往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转向为学校改革与发展提供保障。

　　3.高等教育改革多元模式的协调。从实践样态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大致可以分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模式和起源于底层的自主探索模式。从总体进程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从政府强力推动开始的，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高校拥有越来越多的办学自主权，高校自主探索模式将成为主流。目前，以上两种模式在实践中都处于矛盾与尴尬境地，前者因为政策不适应具体情况以及政策的实施缺乏高校的主动支持而使改革流于表面化，后者因为中观(学校或区域)和宏观层面(国家与主管部门)的体制性障碍而使改革难以深入和拓展。在新常态阶段，高等教育不能仅停留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局部改革，也不能仅仅依靠政策推动的刺激式改革，而要运用内部与外部、宏观与微观、顶层与基层、行政与学术、教学与科研相统筹的改革模式和方法，通过综合改革实现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1)高等教育既要立足全局和长远，又要回应现实关切。在宏观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学校层面的改革中，无论是总体的改革部署还是具体的改革措施，都要严格责任、落实到位，如建立重大决策的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也就是说任何重大的改革不仅需要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思维，也要注重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落实到基层的具体行动。(2)高等教育改革既要呼应外部社会诉求，更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近年来，由于片面的行政导向和市场导向，不少传统的高等教育制度，如新教师助教制度、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制度、课外辅导制度等被丢弃或遗忘，而一些不负责任、急功近利的做法却开始流行，其危害性不容忽视与低估。高等教育首先是培养人的心智的活动，除了诸多外部影响以外，教育的基本规律应受到高度尊重，任何层面的教育教学改革都应该体现出对大学生身心和谐发展的关照。(3)高等教育改革既要凸显高校的主体地位，也要发挥社会职能。高校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主体，任何层面的改革决策只有转化为学校的行动才能实现;同时高等教育改革不是在封闭的系统中进行，高等教育许多深层次矛盾的解决，除了有赖于完善政府职能外，行业与社会的监督与参与必不可少。当前，无论是社会需求信息的提供、办学资源的支持还是社会参与办学、监督评价等，都需要从政府政策或高校具体实践层面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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