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发布时间：2021-01-29 05:03
运用EBM-Tobit模型对2008—2015年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进实证分析,同时,结合EDSA方法对上述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空间异质性加以探讨。结果:1)2008—2015年,我国31省份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处于波浪式变化趋势,区域间的平均效率差异性正逐步减少;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与公共体育服务效率水平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公共体育服务效率水平整体上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3)政府与政策支持因素与公共体育服务效率水平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4)各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的空间依赖程度逐渐增强,受周边邻接省份的影响越来越大,即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高的区域彼此临接,效率低的区域相互临接,区域之间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5)2008—2015年,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集聚性强的省份居多,呈现"高-高""低-低"的集聚分布特点,但"高-高"集聚特征尤为突出,即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高的省份在空间上分布更为集中。
【文章来源】：中国体育科技. 2020,56(08)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2008—2015年我国31个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的Global Moran’s指数演变趋势图
从Moran散点图（图2）能够得出在2009年、2011年、2015年3个年份中：1）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省份较多，即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高的省份相互邻接，效率低的区县彼此邻接。说明2008—2015年我国31个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集聚性强的省份居多，表现为正空间关联性，呈现“高-高”“低-低”的集聚分布特征，这与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保持吻合；2）位于第一象限内属于“高-高”类型的省份数量均多于第三象限内属于“低-低”类型的省份，说明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高的省份更积集聚，即在空间上分布更为集中；3）河北、山东、北京、上海、山西、江苏、内蒙古、吉林8个省份都位于第一象限（“高-高”类型），说明长期以来这些省份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状况一直较好；4）贵州、云南、湖南3个省份都位于第三象限（“低-低”类型），说明这3个省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状况有待提升；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位于第二象限（“低-高”类型），西藏自治区都位于第四象限（“高-低”类型），说明这2个自治区是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的“热点”区域；6）陕西、湖北、辽宁、河南、天津、重庆、青海、宁夏、甘肃、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四川、广西、浙江18个省份的坐标象限都发生了一定程度变化，说明这些省份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的波动性较大。从LISA集聚图（图3）可更直观地发现，31个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分异格局。其特征主要为：1）空间差异小，各省份自身和周边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较高的区域范围（“高-高”类型）未发生显著变化，2009年、2011年及2015年属于此类型的省份数量依次是10、9、10个，吉林、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山东6个省份彼此间具有非常显著的空间集聚关系，主要集中于以北京为核心功能的华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全民健身文化较好，2008—2015年公共体育服务效率始终处于较高的地位；2）空间差异小，但各省份自身和周边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较低的区域范围（“低-低”类型）逐年增大，2009年仅有福建省1个，2011年有福建、江西、海南3个，2015年则增至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5个，尚未有某一省份构成非常显著的集聚区，多年以来“低-低”类型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格局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
从LISA集聚图（图3）可更直观地发现，31个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分异格局。其特征主要为：1）空间差异小，各省份自身和周边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较高的区域范围（“高-高”类型）未发生显著变化，2009年、2011年及2015年属于此类型的省份数量依次是10、9、10个，吉林、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山东6个省份彼此间具有非常显著的空间集聚关系，主要集中于以北京为核心功能的华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全民健身文化较好，2008—2015年公共体育服务效率始终处于较高的地位；2）空间差异小，但各省份自身和周边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较低的区域范围（“低-低”类型）逐年增大，2009年仅有福建省1个，2011年有福建、江西、海南3个，2015年则增至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5个，尚未有某一省份构成非常显著的集聚区，多年以来“低-低”类型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格局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长期以来，公共体育服务的财政来源主要以财政拨款为主，体育彩票公益金为辅，单位自筹、社会捐助为有益的补充。长此以往，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高的省份将继续保持其竞争优势，省份之间的“马太效应”持续存在。主要原因是我国体育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不高，公共体育服务投入仍然以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体育彩票公益金为主，再加上监管不力和缺乏效率评价，导致公共体育服务效率比较低。同时，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高的地区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相对体育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社会资源对公共体育服务投入比重较大，社会资源投入更加注重成本收益，所以，其这些地区的效率保持着较高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基于DEA-Tobit模型的我国体育场地资源配置效率研究[J]. 于文谦,朱焱. 体育学刊. 2019(01)
[2]中国体育彩票销售量的时空格局及趋同演变研究[J]. 钟亚平,李强谊.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8(05)
[3]基于ESDA-GIS的我国城乡体育场地空间分异特征研究[J]. 于文谦,朱焱.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8(08)
[4]基于DEA模型的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州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研究[J]. 李欣.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8(04)
[5]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结构模型的构建与实证研究——基于“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量度[J]. 史小强,戴健. 体育科学. 2018(03)
[6]中国体育产业投入-产出-效率空间分异及其耦合关系探究[J]. 钟敬秋,崔瑞华,赵文祯,王泽宇.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8(01)
[7]依赖关系非竞争购买模式下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 翁银,李凌,周文静.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7(06)
[8]基于ESDA的县域体育彩票事业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研究[J]. 张智,陈颇.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7(05)
[9]基于DEA-Tobit模型的成都平原城市群公共体育服务效率评估[J]. 李欣,刘雨.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7(05)
[10]基于三阶段DEA与Tobit回归模型的收费公路行业运营模式双轨制效率研究[J]. 徐海成,王毅,贾锐宁. 中国公路学报. 2017(09)
本文编号：3006319
【文章来源】：中国体育科技. 2020,56(08)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2008—2015年我国31个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的Global Moran’s指数演变趋势图
从Moran散点图（图2）能够得出在2009年、2011年、2015年3个年份中：1）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省份较多，即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高的省份相互邻接，效率低的区县彼此邻接。说明2008—2015年我国31个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集聚性强的省份居多，表现为正空间关联性，呈现“高-高”“低-低”的集聚分布特征，这与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保持吻合；2）位于第一象限内属于“高-高”类型的省份数量均多于第三象限内属于“低-低”类型的省份，说明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高的省份更积集聚，即在空间上分布更为集中；3）河北、山东、北京、上海、山西、江苏、内蒙古、吉林8个省份都位于第一象限（“高-高”类型），说明长期以来这些省份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状况一直较好；4）贵州、云南、湖南3个省份都位于第三象限（“低-低”类型），说明这3个省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状况有待提升；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位于第二象限（“低-高”类型），西藏自治区都位于第四象限（“高-低”类型），说明这2个自治区是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的“热点”区域；6）陕西、湖北、辽宁、河南、天津、重庆、青海、宁夏、甘肃、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四川、广西、浙江18个省份的坐标象限都发生了一定程度变化，说明这些省份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的波动性较大。从LISA集聚图（图3）可更直观地发现，31个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分异格局。其特征主要为：1）空间差异小，各省份自身和周边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较高的区域范围（“高-高”类型）未发生显著变化，2009年、2011年及2015年属于此类型的省份数量依次是10、9、10个，吉林、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山东6个省份彼此间具有非常显著的空间集聚关系，主要集中于以北京为核心功能的华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全民健身文化较好，2008—2015年公共体育服务效率始终处于较高的地位；2）空间差异小，但各省份自身和周边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较低的区域范围（“低-低”类型）逐年增大，2009年仅有福建省1个，2011年有福建、江西、海南3个，2015年则增至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5个，尚未有某一省份构成非常显著的集聚区，多年以来“低-低”类型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格局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
从LISA集聚图（图3）可更直观地发现，31个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分异格局。其特征主要为：1）空间差异小，各省份自身和周边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较高的区域范围（“高-高”类型）未发生显著变化，2009年、2011年及2015年属于此类型的省份数量依次是10、9、10个，吉林、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山东6个省份彼此间具有非常显著的空间集聚关系，主要集中于以北京为核心功能的华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全民健身文化较好，2008—2015年公共体育服务效率始终处于较高的地位；2）空间差异小，但各省份自身和周边省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较低的区域范围（“低-低”类型）逐年增大，2009年仅有福建省1个，2011年有福建、江西、海南3个，2015年则增至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5个，尚未有某一省份构成非常显著的集聚区，多年以来“低-低”类型的公共体育服务效率格局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长期以来，公共体育服务的财政来源主要以财政拨款为主，体育彩票公益金为辅，单位自筹、社会捐助为有益的补充。长此以往，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高的省份将继续保持其竞争优势，省份之间的“马太效应”持续存在。主要原因是我国体育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不高，公共体育服务投入仍然以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体育彩票公益金为主，再加上监管不力和缺乏效率评价，导致公共体育服务效率比较低。同时，公共体育服务效率高的地区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相对体育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社会资源对公共体育服务投入比重较大，社会资源投入更加注重成本收益，所以，其这些地区的效率保持着较高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基于DEA-Tobit模型的我国体育场地资源配置效率研究[J]. 于文谦,朱焱. 体育学刊. 2019(01)
[2]中国体育彩票销售量的时空格局及趋同演变研究[J]. 钟亚平,李强谊.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8(05)
[3]基于ESDA-GIS的我国城乡体育场地空间分异特征研究[J]. 于文谦,朱焱.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8(08)
[4]基于DEA模型的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州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研究[J]. 李欣.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8(04)
[5]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结构模型的构建与实证研究——基于“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量度[J]. 史小强,戴健. 体育科学. 2018(03)
[6]中国体育产业投入-产出-效率空间分异及其耦合关系探究[J]. 钟敬秋,崔瑞华,赵文祯,王泽宇.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8(01)
[7]依赖关系非竞争购买模式下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 翁银,李凌,周文静.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7(06)
[8]基于ESDA的县域体育彩票事业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研究[J]. 张智,陈颇.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7(05)
[9]基于DEA-Tobit模型的成都平原城市群公共体育服务效率评估[J]. 李欣,刘雨.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7(05)
[10]基于三阶段DEA与Tobit回归模型的收费公路行业运营模式双轨制效率研究[J]. 徐海成,王毅,贾锐宁. 中国公路学报. 2017(09)
本文编号：300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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