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的逻辑:在有关旅游学科问题的纷纭争论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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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的逻辑:在有关旅游学科问题的纷纭争论背后 投稿：赵倜倝

[摘要]由于游现象的复杂性，旅游研究为多学科介入提供了丰富的对象资源。也正因为如此，关于旅游研究是一门单一学科、多学科还是跨学科的问题，人们仍有大量的争论和误解。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对于旅游学科以及学科标准的争论，提出只有确立旅游学科中被纷纭争论所打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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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由于游现象的复杂性，旅游研究为多学科介入提供了丰富的对象资源。也正因为如此，关于旅游研究是一门单一学科、多学科还是跨学科的问题，人们仍有大量的争论和误解。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对于旅游学科以及学科标准的争论，提出只有确立旅游学科中被纷纭争论所打乱或掩盖的内部逻辑以及逻辑起点，才能寻找到促使旅游研究进化到一门独立学科的途径。不管研究者们从何种学科角度对旅游进行研究，笔者都认为，多学科研究是旅游学这门新兴学科不可或缺、不能跨越的必经阶段，而跨学科则是之后整合学科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文章重新审视了跨学科在旅游学科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旅游学科建设将得益于这种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方式。同时研究认为，通过探寻类似于“旅游体验”这样的逻辑起点，旅游的跨学科融合以及随后的独立旅游学科的建立是有可能的。

　　[关键词]旅游；旅游学科；多学科；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1—0021—09
　　学科自觉这一命题，对于不同的学术组织而言，几乎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作为兼具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双重使命的大学，其科学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要将科学研究的目标同时建立在学科自觉的基础上；相反，对于专门性地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如科学院所）来说，学科自觉这一命题的迫切性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大学的使命是在有限时间——学制——的约束之下，高效率地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而且是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这一目标，既迥异于终身教育理念，也不同于带有明显的权宜色彩的短期培训，由此构成了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对学科的依赖关系。换言之，是否以学科规律推动和实现大学教育，已经成了衡量近现代以来大学教育合法性的一个基本指标。
　　然而，由于科学界和教育界都是学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加之这种共同体又由于专业领域的区别和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的问题类型和层次的差异，使得相关人员在谈及学科问题及其必要性时，往往如同站在不同的世界中对话，各怀己意，沟通困难。这种情况在各个研究领域和专业层面都有所表现，而在旅游学这一新兴学科当中，表现尤其突出，并进而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学科之见。人们不仅在认知层面上大异其趣，甚至还不适当地流露出种种复杂的情绪。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一些专业科研机构单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在其具体科研实践当中，尤其是在一些问题导向的对策性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学科概念的超越甚至漠视，往往不很关心学科，并进而不理解高校教育工作者对学科问题的关切。这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旅游院校的教育工作者。鉴于旅游学科对于中国旅游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效率和效果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似乎很有做一系统阐释的必要。
　　一、旅游学科：应然与已然的判断
　　就旅游研究而言，学科自觉首先表现在对其学科合法性的自觉上。关于曾一度被称为旅游社会科学（tourism social science）而后被旅游学（tourismstu dies）取而代之的知识领域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国内外的旅游学术界都一直存有争议，而人们的研究路径也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克里斯·库珀等学者（Chris Cooper，et al.）指出“当旅游正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同时，它的基础理论水平还不能支撑其成为一门学科”。而美国学者格尔德纳（Goeldner）在与管理学学科发展的过程进行相似性比较的基础上，将旅游描述为一门学科。激烈的学术争论也发生在澳大利亚学者利珀（Leiper）和英国人约翰·揣博（John Tribe）之间。利珀1981年在《旅游研究纪事》上提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课程分化的弊端，需要创立一门新的学科”，但揣博从学科的衡量标准角度分析，认为这只是一腔热情，旅游是“非学科”（indiscipline）；之后，利珀批评“杂志主编们出于策略性原因，回避创立一门独立学科的责任”，并坚持旅游是一门“新兴的（emerging）学科”。随后，揣博继续发表评论，驳斥利珀这一观点是“非学科性的”（indisciplined）和“没有事实根据的”（unsubstantiated），认为“需要一门学科并不意味着旅游研究成为一门学科就天经地义，两者并无逻辑关系”，旅游只是“研究对象（领域）而不是研究方法（学科）”。其观点也正如库珀所说，“旅游研究仍然是肤浅和松散的知识体”。至此，虽然关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知识生产、知识网络的探讨仍在继续，但西方学者似乎对“旅游学科合法性”这一命题达成了暂时搁置的默契。显然，在国外这些争论中，用“非然”否定“应然”所暴露的粗鲁，以及以“未然”拒绝“应然”所流露的悲观，加上旅游学真正集大成者的现实缺位，这些情况都使得人们在判断旅游学科是否处于“已然”状态时缺乏洞察力。
　　实际上，西方学者对旅游学科的关切，就其大规模来临的时间而言，已经是迟到了的。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旅游研究成果和知识总量的爆炸性积累，才使得一些学者开始讨论旅游知识共同体（学科）的形成问题。这一方面源于西方旅游高等教育在操作层面上所受的制度性羁绊很少，因此也就很少遭遇中国院校学者所面临的人才培养方面的低效率和扭曲效果（人才流失）问题；另一方面也源于西方科学研究一向的实用主义理念。与此相反，在中国国内，恰好与上述两个原因相对的中国国情，使得中国旅游学术界在兴办旅游高等教育之初和旅游科学研究之始，就把学科问题放在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上（余书炜；张凌云；申葆嘉；吴必虎；肖洪根；谢彦君）。随着中国高等旅游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这一关切尤其成为共识。有些学者早已发觉旅游学的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性质，并寄希望于这些概念可以改变旅游学科的尴尬境地，但不可避免的是“综合性变成各相关学科的简单集合，跨学科或边缘学科变成各学科内容（多半是其中‘通俗易懂’部分）的直接剪裁拼接。”。最近一些年来，国内很多学者投身旅游学科的整合内化与外延体系两个维度的思考，并将学术自觉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加以阐述。人们日益认识到，旅游知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寻找一个可以依赖的‘内核’、‘共核’或‘基点’”。而“旅游体验”就可能具备承担这一使命的学术禀赋。不过，有关旅游学科自觉及其发展路径的认识在国内旅游学术界并没有达成明确一致的认识，因此，有学者呼吁旅游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应“求大同存小异”，以利于在一定时期内推动旅游研究范式的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在相关的争论中，存在着两种应该引起注意的情况：一是将“旅游学科”与“旅游研究（或旅游科学）”等意，认为“旅游学科研究的进展”完全等同于“旅游研究进展”，从而混淆了知识共同体与知识创新实践之间的区别；二是学科自觉和学科自信都落后于其他学科，旅游学术界弥漫着一种“忌病讳医”的情绪，认为争论本身就表明了学科地位的不牢固，并因此对旅游学科的合法性失去信心和耐心。 　　二、学科标准以及学科的“逻辑起点”
　　关于学科合法性的标准，学界一直没有什么定论，但看法已相当趋同。英国教育学家赫斯特（Hirst）将“学科”界定为“通过采用公众已接受的符号，将我们的经验结构化的一种独特方式”，认为学科应具有类似物理学中重心、加速度等类似的核心概念，它们具有符合逻辑的概念结构，具有可由经验检验的特定表达方式，尤为重要的是具有方法上的不可还原性（irreducibility，即库恩提出的“不可通约性”）。美国学者金和布朗内尔（King & Brownell）认为，学科标准包含着“一种研究方法”、“一个概念结构”、“一块研究领域”，这些与其他学者的观点大同小异，不同的是他们还认识到学科中同样需要“一个共同体”、“一个交流网络”、“一种传统”、“一套特别的价值观和观念”。
　　随着库恩（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范畴，学者们开始用是否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范式”这一依据来判断学科成熟与否。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为科学共同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是一组对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共同承诺。此后，库恩又建议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一词代替含义比较泛化的“范式”，并界定其中4种重要成分：“使用公式和逻辑形式来表述的符号概括”，“共同体共同享有的信念即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存在个体差异的共同体成员不可能以相同方式享有的共有价值”，以及“实践中涉及工具、经验等的具体范例”。国内学者在借鉴这些学科理论基础上，将构成学科的基本条件总结为4要素：组织机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理论）和研究规范。
　　从上述各项标准来衡量，旅游似乎还不足以成为一门学科，可能仍处于前学科或“前范式”（pre—paradigmatic）阶段。以中国为例，尽管旅游研究人员的群体规模已经很大（在组织机构的规模上，截至2011年，全国有505所普通高校开设了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发表于学术期刊的论文也越来越多，但人们依然不敢断言已经走进了一个统一的“旅游学科”。就知识的实在性而言，在最基本的“旅游”这一“元概念”上，人们还存在着分歧：“旅游是指人的活动，还是人的活动所引发的现象和关系？”由此产生的概念逻辑也比较混乱，旅游内涵无限“泛化”，旅游研究成了其他学科概念的“跑马场”和“领养儿”。揣博也正是认识到旅游研究中的很多概念“都是在别处产生的，只是被情境化或延伸到了旅游的维度”，故而放弃了对旅游的学科化诉求，转向了旅游的知识社会学这一意义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加拿大学者艾科特纳（Echtner）和贾马尔（Jamal）在阐述旅游的“学科困境”（disciplinary dilemma）时，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在每一个‘学科基质’之中，旅游都只将继续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主题。目前这种情况下，旅游研究很难建立自己独特的范式。”如此看来，强调旅游是一门学科似乎的确有某种“情绪主义”，甚至悲情色彩。
　　尽管如此，但旅游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领域（在笔者看来，由于旅游世界的客观存在，因此，旅游学便可由此获得其独有的研究对象），这一根本认识是可以赋予我们以学科信心的；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其明显的系统性和可见性，因此也是可以寄望共识的形成的；旅游活动的内在基本矛盾的本质揭示以及旅游“硬核”、“共核”或“基点”的可寻和知识共同体的构建，是可以加快旅游学科成熟的步伐的。换言之，即使“旅游学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会延续到未来，但学科自觉的使命决定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命题：如果不解决旅游科学的“内在逻辑”这一问题，旅游学科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内在逻辑”的科学知识自然经不住学科标准的推敲，没有内在一致性的科学知识自然也不能形成知识共同体。要认识旅游科学理论体系所需要的“内部逻辑”，就是要研究者们从旅游的种种具体的复杂现象形态进行抽象，将旅游现象“一般化”或“概化”（generalization），不断追寻“旅游何以可能”这个基本问题，恰当地从中缕析出能规定旅游本质的最抽象、最直接、最简单的“存在”范畴，以此作为旅游学科的“逻辑起点”，完成体系构建的准备工作，进而逐步展开属于旅游学科独有的严密的逻辑系统。因此，主张用现象学直观本质的方法来认识旅游现象，也是源于黑格尔所推崇的这种寻找“科学开端”的姿态。至于“旅游经济预测”、“旅游产业创新”、“旅游扶贫”、“性旅游”、“低碳旅游”、“旅游目的地营销”等诸如此类的旅游现象及范畴，倘若还原到根本，其实都只不过是发生在旅游世界的简单、普遍、直接、常见的“旅游体验”。针对这些范畴所涉猎的现象而展开的所有越来越具体的解释，都应当并可以显现出起点和终点的统一。在这个历程中，那些倾向于从旅游现象的包罗万象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入手并试图从社会影响、产业利益和政府决策层面来证明旅游学科的合法性的学者，他们的努力即使看上去更加间接，也终将对旅游学科这棵大树的枝繁叶茂贡献其创新性的知识。就此，韦伯认为任何有思想的探讨都不外乎出于“目的”和“手段”两方面的考虑，“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价值，要么是把它看作服务于最终希求的东西的手段”，旅游学科也不例外。遗憾的只是仍有一些学者过度缠绵于旅游知识的细枝末叶甚至因叶而障目，还有一些学者则情愿完全受交叉学科思维的操纵，甚至大有凭空超越“旅游学”而创造出一门“交叉学科”的企图。就这一点而言，这也许是一种群体记忆的迷失：人们忘了交叉学科可能只是近现代学科发展路径的一个阶段性状态或成果而已！在笔者看来，现当代社会知识爆炸背景下所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学科，都可能经历初始的单学科关注以及后续的多学科进入、交叉学科渗透、跨学科整合，直至一个新学科的最终形成。以这样的一种思想理解并引导旅游学科建设，就会少走甚至不走弯路。
　　三、多学科的贡献和困境
　　即使从旅游研究的历史来看，我们也不必再细述早期的经济学单科性介入的历史，因为二战之后的旅游研究，很快就开始“在研究路径上表现出明显的多学科渗透的学术特点”，尽管旅游在研究上仍然被肤浅地局限于“产品”视角，其中，旅游企业、政府、投资者以及当地居民被定义为生产者，旅游者被定义为消费者，从而暴露了学者们受制于某种“实证极化”（positivist polarization）的困扰，但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重要学科的角度展开的旅游研究已经渐成潮流。旅游不再只被认为是经济活动，学者们“开始着迷于将旅游理解为一个事物、一个产品、一种行为”。为了更充分地界定旅游，有些学者认为学术界“应超越经济，领会旅游、休闲以及娱乐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由于这些研究实践，在整个旅游研究领域就出现了各个学科都大显身手、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的景观：经济学从旅游现象中观察到了众多利益关系和资本增减，社会学在其中发现了互动以及社会关系，心理学捕获了人们的常规性格与感知在旅游世界中的另类表现，政治学则在其中看到了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影子。一言而概之，不同的学科都在对同一种“存在”的不同维度展开研究。 　　从旅游研究的总量来看，国内外众多学者在旅游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微观结合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了深入的数据分析，从而使旅游学来自多学科努力所形成的知识密集于旅游的微观现实层面。贾法瑞（Jafari）和艾阿瑟（Aaser）1988年将美国的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按照其重要性排序，发现大部分都与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以及休闲学有关。韦勒等学者分析1951～2010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1888篇旅游主题的博士论文的多学科研究程度，观察出20世纪受经济学影响的论文最多，而2000年之后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在环境科学和心理学领域。国内也有学者对1989～2009年间旅游类博士论文进行关键词分析，“旅游产业”出现的频数最高。张薇等学者还针对1998～2007年间SCIE、SSCI和A&HCI三大检索系统中的3296篇以“旅游”为主题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人类学是近30年来主要的涉入学科。
　　尽管多学科方法看上去不过是从自己学科的安全地带向外的短途出游，但旅游研究的多学科介入其实无可非议且顺理成章。多学科介入旅游研究的历史必然性的前提是旅游现象的复杂性，而多学科介入的真正贡献在于“为各个介入学科丰富自身的研究领域、拓展自身的研究视野、补充自身的研究内容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就后者而言，以社会学“想象力”中的旅游研究为例，通常人们都会认为王宁在用“现代性”解释“旅游”，可是，如果换个思维角度，又何尝不是社会学家在用“旅游”解释“现代性”呢？迈克·费瑟斯通就曾用“旅游”解释后现代社会语境中的文化合流；约翰·菲斯克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就将对象指向了“海滩”；而让·波德里亚在对消费社会的研究中也屡屡将旅游中的超现实现象作为消费社会特征的举例之一。在概念上，旅游术语的产生和演进，同样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更广泛的历史语境中，旅游不过是一块年轻的研究领域，必然深受其他学科和研究传统所影响。
　　不管如何，目前绝大多数的旅游研究仍然是传统学科依赖的结果。研究者来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因此，研究过程的路径选择和方法论策略就在各自的面貌上呈现百花齐放之态。然而，，就旅游学科的发展建设以及人们对该学科的成熟所抱有的期待而言，这种状况应该理性地被看作是一种阶段性的呈现，而不是终极意义上的目标。因为，作为独立学科的本质规定性要求，它只能是对某一独特的问题域或专门化、类型化的现象的研究，即使有时这种研究可能针对该问题域的某一过程、某一层面、某一角度展开，但终归不会失其学科根本。反观当前的多学科介入旅游研究的情况，却常常仅限于侧重从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不是立意于研究主题本身，这就使研究主题不再是旅游知识共同体共同面对的问题，而是被转化成各个学科各自单独面对的问题。朱峰等对于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中的旅游类项目的分析得出，自然基金中地球科学部旅游类项目占全部项目的71%，社科基金中应用经济学科囊括了60%，从而批判这是一种“去旅游化”现象。如果从警示的角度看，可以说这一见地是颇为一针见血的，值得引起重视。国外有学者将这种情况描述为“缺乏理论复合性”，主张旅游研究“接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显然，尽管旅游研究所采纳的范式和方法越来越高深莫测，但这种忘根失本的工具主义倾向，只要不加以警觉的话，那么，对旅游学科的构建就可能产生误导。
　　还须引起注意的是，多学科介入所固有的“学科壁垒”还使得研究者之间误会重重，难以沟通，不仅影响着旅游知识共同体的形成，而且也使得旅游学术共同体流于肤浅和功利。例如，社会学家厄瑞（Urry）的“旅游凝视”、人类学家麦坎内尔（MacCannell）的“本真性”以及格雷本（Graburn）的“神圣游程”等范畴，都曾让其他学科出身的研究者一头雾水，而“旅游体验”也被个别学者断定为“心理学”的概念而应予抛弃。这一现象呼应了所谓的“斯洛命题”：某些研究者们一方面彼此攻击对方的研究起点属于各自学科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又甘于在各自学科领域“自说自话”，拒绝任何意义上的学科共识。
　　由于旅游现象这一研究对象被多学科加以研究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丧失了学科自觉的使命感和敏锐性的研究者由此而怀疑旅游学科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一个代表人物，揣博在构建旅游研究的“知识力场”（knowledge force—field）模型时强调，从旅游到旅游知识受到很多科学以外的因素影响，“研究者、研究规范、研究目的、研究立场、意识形态”等使得旅游研究出现“隔阂与沉默”。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描述虽然确指的是现状，但恐怕不能代表着未来。旅游现象作为丰裕社会人类现象的核心内容之一，甚至可能成为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主要载体，由于这个缘故，其对应的科学研究所能面临的挑战，就必然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相应的旅游科学研究就必然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形成相应的一个学科也是可以期待的。因此，只要旅游学科的成长历程跨越了多学科时代，完成了交叉学科的渗透与跨学科的整合超越，旅游知识共同体的浮现，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四、跨学科阶段与旅游学科的形成
　　如上所述，在旅游研究经历了多学科涉入的数十年繁荣之后，学科自足和学科自立的问题日益让旅游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们感到一种兴奋中的焦虑。最近几年，国内旅游学术界就学科规范和学科成熟度的议题再度升温，《旅游学刊》2010年第10～第12期的笔谈讨论即兴发于此，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旅游学科在现有研究成果上“依附于各个介入学科的尴尬局面”。不过，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逐渐达成共识，学科发展还是要从最基础的、最核心的和最本质的概念出发。这其实都已经是理论自觉性和跨学科研究的前提和初始步骤。
　　那么，通常我们所说的跨学科是什么意思？尽管科尔斯（Coles）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跨学科”和“多学科”之间的区别，但其可贵之处在于认识到旅游研究需要学科整合，应当进行“后学科”研究。达贝雷（Darbellay）也认识到旅游作为复杂的研究对象，“适合采用跨学科方法”。就跨学科的概念性内涵而言，长期致力于跨学科理论研究的克莱思（Klein）和纽厄尔（Newell）认为，“跨学科研究是一种回答疑问、解决问题或处理某个主题的过程，该主题涉及面和复杂度都超过了单一学科或专业能足够处理的范围……跨学科研究利用各学科的视角，并通过构建一个更加综合的视角来整合各学科视角下的深刻见解。”瑞普科（Repko）认为，跨学科“整合”的目的旨在“形成更加综合的理解，或认知上的提升”。从上述见解中可以看出，跨学科是一种策略性的知识“整合”方法，目的在于拓展我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就这一点而言，似乎跨学科也是一种权宜性的面向某个一次性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旅游学的内在属性，更不是一种学科形态，甚至连一个学科阶段都谈不上。举个例子来说，制造宇宙飞船，明显地是一次跨学科研究实践，利用的是跨学科的方法，成就的是对一个复杂问题的跨学科解决方案。这一研究策略，在旅游研究领域也有极其相似的案例：地区或景区的旅游规划实践。 　　上述这种问题导向式的具体的跨学科研究实践，既考验研究者知识积累的广度和深度，也考验研究者对学科知识的创造性思维。只有当学者们“悬搁”了学科的路径依赖，才会按照问题来调动知识，而不是根据学科条块格局来局限性地解决问题。换言之，问题导向的研究，其最后的逻辑结论主要会采纳研究者的整合性观点和联系性结论，而不是学科限制下的条块性知识，更不是粗糙地披着整体论外衣的系统主义。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克鲁格（Krueger）通过整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论述“恐怖分子从何而来”，就可以说是“问题导向”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精彩应用。由此可见，某一个对策性的跨学科研究实践，其路径首先是“问题导向”下的知识整合，是反对“学科依赖”而提出的。
　　然而，这种对策性而非理论性的研究，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形成以“理论的独特性”为标志的知识共同体（学科）的构建是不同的。在后者这个语境中的跨学科含义，应有别于上述一次性的、对策性的、权宜性的跨学科研究实践。此时，构成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各类待研究的问题，不会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一个宇宙飞船的问题或编制一个旅游规划的问题，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问题域，是一个在社会或自然领域长期存在的、重要的、独特的现象领域，是一种专门化的、类型化的现象域。恰恰是由于这种现象的极度复杂性，以及它所包含的无数相类但又有所不同的问题域，才需要调动多学科的知识加以研究；恰恰是由于这种多学科研究的有机性（受单一终极目标的统辖），才彰显了跨学科研究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因此，在笔者看来，一个拥有广域问题谱的同质现象域，构成了跨学科研究的基本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一定会成为主体的知识生产方式，而由此构建的知识共同体，也就具有跨学科的属性了。旅游现象正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域，旅游学科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跨学科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同质异形的问题域，是使跨学科研究成为旅游学科最终形成的根本性研究路径。
　　在理解跨学科研究作为学科形成的先导性阶段这一点上，还可以从以下几点进一步予以澄清：
　　首先，在旅游研究领域，跨学科的提出是出于解决旅游学科“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目的，或者说为了解决旅游知识生产专业化与知识需求综合化的矛盾。分析式和介入性的多学科研究，是造成旅游“学科壁垒”的根源之一。仅就“旅游”这一“能指”而言，其“所指”在各个学科的各自语境中就可能有所不同；另外，在现实当中，由于学者们热衷于解决实践中的对策性问题，缺乏理论热情和学科自觉，最终使旅游研究必然呈现一个多样化的、有差异然而却没有核心共识的研究领域。这一局面，遂造成现有的旅游知识彼此分崩离析，不成体系，从而大大歧离人们的预期：人们希望旅游研究演化的最终“逻辑”结果是“整体全盘研究；知识理论体的产生；一个跨学科核心；清晰的解释理论和方法论；以及定性定量、实证非实证的方法应用”。
　　其次，跨学科仍然是“学科”的整合过程。有些学者认为，只要将研究策略调整为“问题导向”，就可以期望“学科壁垒”崩解，其实，这只是一种幻想，尤其是从知识共同体（学科）的构建而不是从提供一次性具体的对策研究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因为，一方面，以类型学意义存在的“问题”仍然是某个领域的“问题”——从而构成一个问题域，否则也就不存在一般的学科逻辑了；另一方面，一个问题域至少需要某个主要学科的研究，没有专门学科的深入也不可能有理论上的深度，同时要有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互补性介入，这一点则体现了特殊学科尤其是处于跨学科阶段的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复杂性，而这正是旅游学当前所面临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采用诸如解构主义的、演进主义的、现象学的、逻辑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来进行整体或是还原的思考，依然会遭遇到上文提到的“不可通约性”的问题。由于旅游现象的极度复杂性，我们会发现，旅游现象中的问题往往难以还原成某一两个单纯学科中的逻辑起点。还原的企图很可能在尚未达到还原目标的情况下就已经暴露其无能为力的窘迫，因此学者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整体观和系统观的极端。针对旅游这种本质上属于体验的现象而言，笔者还是相信，现象学的直观本质的方法论可以使事实和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之间达到一种“契合”（consilience），从而使知识共同体所需要的解释基础得以建立。从这个过程的最终目标来看，当诸多带有根本一致性的问题域经过不断深化的跨学科研究而最终汇聚成某个独特的、单一的研究对象的时候，跨学科研究则终将走向终结，以往的跨学科研究则成就了一个新的独立学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跨学科并不能说是旅游学科的某个性质，而只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阶段，旅游学科目前正处于从多学科经过交叉学科向跨学科过渡的阶段。
　　再次，从知识生产的“异质性”来看，研究者的研究策略或方法论方面所存在的偏好和取向，导致跨学科整合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差异、张力和冲突，因为不同的认识论背景、不同的科学目标、不同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工具箱，都将导致人们在观察经验世界时做出不同的选择。不过，这种选择性的差异并不是必须排除的障碍，它只是进一步突出了科学研究中交流、转译和协作的重要性。“重要的不是学者们对于旅游世界中某一特定定义和概念作用的坚持和理解，而是新的进化中的术语应该被理解为话语上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学术对话可以展开”。将跨学科用于旅游研究，需要注意这种观点的核心基础并不是“旅游自治系统”而是“社会的旅游维度”，并进而解释为这是一种对社会“再创造”的“关系”或“秩序”。然而这种或“凝视”（福柯，厄瑞）或“意向性”（舒茨）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旅游体验”的另一面维度。正是在这同一个转折点上锲而不舍的融合，才有可能形成关于旅游现象一致的、连续的、足够的描述和解释。
　　五、总结
　　关于“旅游学科是否存在”这一主题的争论，已经引导研究者们将眼光投入旅游研究的“内部逻辑”和“逻辑起点”上。可以看出，不管是学科还是研究领域，知识的系统化都是研究者们尤其是以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的大学的研究者们不可逃避的责任。旅游学科需要的逻辑起点与跨学科整合工作的基点，在逻辑上是一致且统一的。纳什（Nash）也曾经说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关旅游的理论不可能只有一个，但是仍然有一个可以涵盖一切理论的概念化方案。而且这一方案正在形成……它提供了看待旅游现象的一个总观点，使各学科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能协调一致”。尽管在他的态度中有某种不够坚定的成分，但他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却是明确的。
　　放眼于当今的旅游研究现实，我们需要接受多元分化的学科发展和知识生产的事实，承认人们在理论假设、视角、核心概念或范式等方面各执己见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根据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核心观点，任何一种假说，包括“旅游体验”，只要能在一个阶段构成一种探索的推动力，其价值就是存在的。即使这个假说作为某个学科的“逻辑起点”在未来存在着被证实或证伪的双重可能性，但只要它为旅游知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能，它就具有推动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意义。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处于跨学科阶段的旅游学科，其以“求核”为特征的跨学科整合的目标和整合的基点，是所有旅游分支学科和学科体系存在的根本。由此所形成的旅游各分支学科，既能打破现有多学科的困境，共享“旅游体验”这一逻辑起点，又能形成旅游学科自有的逻辑关系，形成自身独特的研究领域。从这点来看，只有在“旅游体验”这个基点上，各个分支学科才能相互对话，跨学科的整合才有可能，旅游学科的科学逻辑才能形成。不难看出，经过了单一学科进入、多学科交叉渗透、跨学科整合之后所形成的旅游学，恰如一棵参天大树的根茎，统御着一个庞大的旅游知识共同体，拥有极其丰富的内涵，而由各种自足性分支学科（如生态旅游学、文化旅游学、探险旅游学、休闲旅游学，笔者总结为××旅游学）和交叉性分支学科（如旅游心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生态学、旅游文化学等，笔者总结为旅游××学），则是成就其遮天华盖的繁茂枝叶。经过旅游学术共同体长期的科学研究实践，这样的旅游学科是可以期待其实现的。

[摘要]由于游现象的复杂性，旅游研究为多学科介入提供了丰富的对象资源。也正因为如此，关于旅游研究是一门单一学科、多学科还是跨学科的问题，人们仍有大量的争论和误解。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对于旅游学科以及学科标准的争论，提出只有确立旅游学科中被纷纭争论所打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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