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培根到卢梭：西方早期现代性筹划中的道德教育

发布时间：2020-09-03 08:33

　　解现代性与道德教育的关系之谜,需回到道德教育构建其现代性特征的最初时刻。在培根、霍布斯、卢梭的早期现代性筹划中,道德教育的现代性特征已初现轮廓。培根的现代性筹划通过《新大西岛》展现一幅令人向往的“科技乐园”愿景图。这是培根发起的现代科技力量对现代性的想象和构造。而完成现代科技乐园的鸿篇巨制,培根需要重构一套新的道德哲学。这种道德哲学不同于古典哲人的德性伦理学,不是以德性实现作为人的幸福,而是将人的欲望满足作为人幸福的内容和目标。由此,培根向潜在的现代哲人发起号召,说服他们应具有仁爱的品质,积极地为大众谋利,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延续。通过他们的科学才智,切实地为大众创造有助于欲望满足和享受的种种益处,而非沉浸在哲人一己的沉思之乐中。培根试图将具有古典心性的、关注人道德政治事务的哲人转变为具有仁慈心的自然哲人。这种自然哲人是科技乐园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培根的现代性筹划是否能够得以实现,科技事业为大众谋福的承诺是否得以兑现,端赖于哲人角色是否成功地转变为自然哲人。因此,在科技乐园中,成就大众幸福的强有力保障并非古典哲人所言的德性品质,而是由自然哲人创造的能够提供种种物资的科技力量。尽管培根在其现代性筹划中,拒绝将德性作为实现人幸福的主导力量,但这并不否认科技乐园依旧需要人的“德性”为其存在的基础。首先,从事科技事业的人员除了具备从事科技研究与应用的基本才能和品质外,还需要具备与其他科技人员进行合作的品质,以便共同开创科技事业。其次,在新大西岛上的科技研究者还具有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智慧。具有这方面的智慧,一方面可以使研究者成为新大西岛上全体人民德行的表率,另一方面可以使研究者辨识出他们的科技成果中那些真正有益于大众健康的成果,并隐藏起那些对大众健康无益,甚至有害的科技成果。第三,新大西岛上的居民应该具有虔诚、纯洁、质朴的品质,服从科学机构的管理和安排;同时,新大西岛上的居民还具有仁慈、开放、慷慨等方面的品质,能够平等地对待落难的外乡人,并愿意将他们接纳为同胞。因此,新大西岛看起来拥有文明、善良、仁慈的居民,他们甜蜜地享受着科学为其创造的舒适、和平的幸福生活。霍布斯承继培根为大众谋福利的现代性事业,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他看来,危及人自我保存的真正障碍物不在其他,而在人的自然本性上。人的狼性本质造成人仅凭自身力量无法摆脱的道德困境。在自然状态下,人人天然地拥有万物。这种无限制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势必导致人与人之间悲惨的“战争状态”。而正确的理性启迪人们探寻自然法的教诲。只要人们遵循这些自然法,即可实现和平共处与自我生命的保存。尽管自然法向人们传达了如何自我保存的有用教诲,但自然法只对人的良心法庭有用,无法有力地约束人的行为。因此,为了实现人的自我保存,“国家”的建立就成为了必要条件。这一必要条件的存在通过国家具有的绝对权力,为人们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安全保障,使人们能够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实现生命的保存。然而,保障人们之间的和平状态,不仅需要国家拥有强制力,从而对那些扰乱和平的行为实施有力的惩罚,对那些野心、贪婪、嫉妒等有碍于人们和平共处的欲望、激情进行有效的震慑,同时也需要国家能够教导人们养成和平生活的习惯和社会性倾向。对此生活习惯和心理倾向的培养,霍布斯的政治设计是通过教育和政制实现的。其教导的主要内容是:在思想上,一方面肃清古典思想的流毒,防止人们具有政治野心,另一方面通过大学教育传播霍布斯的公民科学和道德哲学,让人们了解公民权利与义务,理解服从国家、尊重主权者权利的根据;在社会性德性上,引导人们具有亲社会行为,具有仁慈、友善、感恩之心,具有不侵占他人合法所有的正义之德;在行为上,要求人们服从民法对行为的规约,做有助于和平的事,禁做危害和平的事。可以看到,霍布斯的政治设计中,尽管保留德性和道德教化,但二者的地位和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德性的地位而言,它不再是共同体的政治目标。共同体不再致力于培育具有完满德性的高贵之人,取而代之的是遵守法律、敏于自保的人。就其内涵而言,它主要的内容不再是人灵魂的实现活动。它要么是有助于国内和平的政治性德性、社会性德性,如遵守法律的正义之德、友善、仁慈等;要么是有助于实现个体自我保存的能力,如人的理智之德。而道德教化也不再致力于对人灵魂欲望、激情的教化,而仅仅是为了让大众习得一些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方式。因此,道德教化仅仅是国家教育的一部分,是国家用于维护国内和平的这一政治目标的工具。除却上述政治需要外,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它没有动力进行道德教化。因此,在霍布斯的政治设计中,不论是德性还是道德教化,其地位和作用都大大被降低。随之而来的是,霍布斯政治设计产生了不可回避的道德困境。就个体而言,个体无法通过其灵魂的力量,把握政治的整全性。因此,人只能像一个虚弱、无力的灵魂站在巨大的“利维坦”之前,接受其统治。而个体也无法通过国家实现人灵魂的超拔与气阔。现代人灵魂的最高可能性钳制在了现代人唯利是图的欲望本性与对惩罚的恐惧上。同时,对于国家而言,国家再也不是令个体依恋的“祖国”,它仅仅是人实现自我保存的工具。当这个工具存在问题时,人们自然趋向那些更能实现他们自我保存的国家。对他们而言,不存在值得保卫,甚至为之作出生命牺牲的“祖国”。上述现代政治设计中存在的道德困境仅是被霍布斯隐匿起来的现代政治问题的表征。这就是霍布斯通过他的人性论和政治设计隐藏起来的现代政治对德性和道德教化的需要。霍布斯的现代政治设计留下个体与共同体间的沟壑,使卢梭担负起重新设计现代性的使命。与两位前辈不同,卢梭看到现代科技和现代政治中潜藏的危险。在卢梭著名的“一论”和“二论”中,他分别以德性和自由、平等的名义批驳了现代科技事业和现代政治事业。在卢梭看来,现代科技事业的发展败坏了公民德性,腐蚀了政治社会的根基;而霍布斯的政治设计,尽管建立在社会契约上,但霍布斯的“利维坦”并未建基于人的自由、平等,而是靠富人对穷人的欺瞒而得以建造的。因此,霍布斯建造起来的“利维坦”所具有的绝对权力是不正义的力量,它的存在造成政治社会中人们相互间的奴役、欺诈、倾轧,使人过着艰辛和悲惨的生活。因此,卢梭设定的思想目标是通过自己的教诲,教导人们无论是在他的个体生活,还是在他的公共生活,人都能够如自然状态般自由。这就产生了在现代性中最为宏大的道德教育计划。这一计划不仅包括一个私人的教授计划,贯穿学生人生中最初的25年,涉及他的身体、心智、灵魂的成长;而且还包括一个涉及整个共同体的教授计划,涵盖全体公民,并由伟大的立法者和国家政制教导人们社会性德性、社会风俗以及社会性情感。卢梭试图以此为现代人鄙俗的欲望本性赢回他们自由灵魂的桂冠,使人们既能实现生命的保存,又能享有原初的自由,使人既具有同情、仁慈等出自良心的温良情感,又使人成为能够履行公民义务的好公民。在上述三位思想家的现代性筹划中,道德教育的现代性前景己初现其轮廓,道德教育在现代性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重新的安排,道德教育内容也得到重新的界定。自此,现代科技、现代政治以及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成为了思考和构建道德教育现代性不可逃避的框架。这些现代性筹划看似一幅完美的现代人类幸福工程图,但它们不过是现代哲人跟古典哲人设下的一个赌局。现代哲人借此赌局向古典哲人表明存在一条实现人类幸福、自足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古典哲人设想的通过人内在灵魂德性的力量铸造人的幸福,而是依靠外在的、强大的现代科技和现代政治力量打造属于大众的幸福。然而,一些清醒的现代哲人认识到在这一赌局里,真正决胜王牌隐藏在于人的德性和道德教化中。而卢梭的现代教育计划显然无力培育更高的德性以胜任对现代性力量的钳制。而现代人性的孱弱、现代道德教化的无力,以及现代科技和现代政治发展出来的强大力量,使现代哲人设下的赌局很有可能成为现代人无法走出的死局。
【学位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15
【中图分类】：G4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