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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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
发布日期: 2013-05-18 发布:
2013年第4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既是一个理论探索的课题,更是一个必须付诸实践的行动。本文首先对这一探索的当代国际背景和中国既有探索进行了简要分析和概括,指出当今世界发展绿色经济的全球趋势规定了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必然性,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既有探索既为未来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而分析了当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主客观条件,认为:客观条件是当代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国情,主观条件是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及其决策仍然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最后构建了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这一总体思路是基于对自然圈、生物圈、经济圈和社会圈所构成的客观运行并自我控制的庞大系统的分析,并且指出经济发展本来就是在这一庞大系统中运行的,与之相应,经济发展方式应当适应而不应当违背这一庞大系统,可以概括为:基于自然圈、生物圈、经济圈和社会圈各自和彼此之间的平衡和循环,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最终走向绿色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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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绿色经济;新探索;总体思路
中图分类号 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4-001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04
发展绿色经济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相对于工业革命以来几个世纪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总是以大量占有、利用和浪费自然资源,进而破坏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三者的不可持续。绿色经济模式则是使人类在生态、资源和环境系统的承受力、承载力许可的范围内维持经济系统的运行,既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保证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维持。20多年来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一直致力于发展绿色经济的探索,展望未来,中国需要进行发展绿色经济的新探索,本文试图构建这一新探索的总体思路。
1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全球背景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新探索首先是基于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发展绿色经济探索这一全球背景。
发展绿色经济的理念是从人们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环境污染的关注开始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学者们就开始研究人类发展的足迹对环境的影响。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指出人类的许多活动不仅危及了许多生物的生存,而且正在危害人类自己的生存。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2]报告,分析了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关注环境及其污染的背景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转型的必然要求,人们把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经济形态概括为绿色经济。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绿色经济概念的是1989年经济学家皮尔斯出版的《绿色经济蓝图》[3],主张使经济发展在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承受的条件下进行。
学术界对绿色经济的关注和研究使绿色经济问题上升为国际事务。国际事务中,关于发展绿色经济的议题首先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07年在联合国巴厘岛气候会议上提出的,之后,“绿色经济”便频频出现在众多国际会议的议题之中。2008年10月2日,联合国环境署(UNEP)召开了《绿色经济行动倡议》(Green Economy Initiative)项目启动会和《全球绿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专家会议,发出“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倡议。2009年联合国环境署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上正式提出绿色经济倡议,同年4月初又发布了《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的报告,呼吁各国领导人实行绿色新政,实施绿色经济发展战略。2012年6月20-22日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主题是:①绿色经济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作用;②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
尽管发展绿色经济受到国际事务的关注和重视,但究竟如何发展绿色经济仍然受制于全球“南北问题”这一大框架。要不要、如何发展绿色经济和世界各国在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问题仍然长期取决于“南北问题”大框架中的“南北对话”和“南北合作”的进程和成就。主要内容有:①发展绿色经济对资金、技术、能力等方面相比于传统经济的要求更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金、技术、能力远远没有达到发展绿色经济的最低要求,甚至发展传统经济也很难,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加强南北合作,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提升这些国家的能力。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绿色经济是艰巨而复杂的长期过程: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既面临消除贫困、调整经济结构的重任,又受到能源、资源和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多重发展目标使这些国家向绿色经济转型的任务更加艰巨。③发展绿色经济必须以消除贫困为战略目标:当今全球的贫困现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事关发展中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消除贫困为目标,以发展绿色经济为手段,是提升全人类福祉的重要体现。④需要优化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的国际环境:国际社会应当反对发达国家以发展绿色经济为理由实施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设置名目繁多的贸易壁垒,或者将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技术转让的先决条件。⑤发达国家推动全球绿色经济发展应当着力两个方面:一方面,改变自己国家内部那些不可持续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走绿色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和示范。另一方面,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包括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培养能力、扩大市场准入,国际社会还应当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发关于绿色经济的教育课程和职业培训,减少和补偿发展中国家在向绿色经济转型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
上述全球背景规定了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必然性和必须积极探索绿色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
2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既有探索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既是基于上述的全球背景,也是基于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既有探索。这一探索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进行的。
在我国的学术界,早在2001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刘思华就在《绿色经济论》[4]一书中界定了绿色经济概念,“绿色经济是可持续经济的实现形态和形象概括。它的本质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北京工商大学季铸教授在中国四川遂宁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了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发展的历史转变。2010年11月20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环境资源管理监督机构授予四川遂宁全球首个“绿色经济示范城市”称号。
在政府层面,出台了相关政策:1990年农业部专门召开绿色食品工作会议,推出绿色食品工程,批准命名了271项128种绿色食品。1996年我国开始实施一项为期15年的《跨世纪绿色工程计划》。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第一份经过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报告《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指出由于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3.05%,加入治理环境污染应该投入的虚拟成本,当年的GDP要再增加消耗1.8%。2009年6月17日,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议明确提出,“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这是我国政府首次把发展绿色经济纳入国务院日常工作。2009年9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指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2012年6月份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还准备了16份《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民间组织版)》,派出高级别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和16家民间组织代表团参会、参展,组织论坛、边会、技术交流等一系列活动。进行的实验有:我国政府从1986年就开始了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创建和示范,截止2011年底,已经建立了131家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其中遴选出13家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
上述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既有探索既为未来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未来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需要新探索,而新探索需要全面分析所面临的主客观条件。
3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主客观条件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客观条件是当代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国情,主观条件是未来中国的发展仍然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3.1 当代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国情
发展绿色经济的实质是在工业革命以来几个世纪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之一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是举世瞩目的,然而,我国在取得巨大经济和社会建设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资源和生态方面的代价。其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国采用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牺牲生态、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以牺牲劳动者的健康和幸福甚至生命为代价,以劳动力低成本为优势,以低科技含量的简单加工制造为主导产业,推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鉴于此,为了逐步减少这些代价和避免这些代价的继续蔓延,在未来的30多年,我国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需要我国在未来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以下“两个确保”。
3.1.1 确保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
目前,我国则既有环境破坏也有环境污染并且已经十分严重。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白皮书说,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仅以2004年为例,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另外,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关于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估值是10%,而世界银行则是13%。由上可见,如果不尽快转型经济发展方式,未来中国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面临严峻挑战。
展望未来30多年,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容量不足,已经成为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严峻难题,是我国党和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和必须加以妥善解决的问题。因此生态修复和维护、减少资源浪费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我国未来30多年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3.1.2 确保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过去30多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的,因此,未来30多年我国已经不能再延续过去30多年那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保持未来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正如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5]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规定:“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6]11 我们认为,顺应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客观要求,在生态、资源和环境系统的承受力、承载力许可的范围内维持经济系统的运行,既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保证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维持,更保证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顺利推进,取代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只能是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3.2 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及其决策仍然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1980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的,1987年中共13大报告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概括为“党的基本路线”(简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7]371。2007年党的17大政治报告重申“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8]。2012年党的18大政治报告再次重申了和丰富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6]16。由上可见,未来中国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一问题从主观上直接决定着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因此必须在此详加阐述。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表明正是因为我国一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使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既有成功和成就基础上,未来近70年,我国如何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呢?我们认为,未来近70年在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问题上必将面临着新的发展环境、新的发展任务,与之相应,“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也将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只有统观“党的基本路线”100年时段内的客观进程和规律,全面把握其中的阶段性,才能更加明晰这100年时段内不同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不同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以便于我们在未来近70年不同的阶段更加科学、更加实际地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确保我国的长治久安,确保我国的持续发展。为了统观“党的基本路线”100年时段内的客观进程和规律,为了明确100年时段内不同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不同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为了更好地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认为必须把“党的基本路线”100年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过去30多年、未来30多年和下一个未来30多年)。其理由是:
3.2.1 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客观发展进程划分成不同阶段的开创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同志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一直到1987年他明确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 [7]226。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标早已提前实现了,但邓小平同志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划分成不同阶段的思维方法(方法论)仍然是我们今天分析我国改革开放整个发展进程的科学方法论。
运用邓小平同志划分阶段的方法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我国经历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展望未来近70年尤其是未来30多年即将经历的发展道路,用100年的大思维视野科学地把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划分成三个阶段,是对这100年发展进程中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相应地把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实践划分成三个阶段,也能够使我们党和国家在不同的阶段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系统政策。由上可见,把“党的基本路线”划分三个阶段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具有及时性、迫切性、有效性、前瞻性、必需性,即科学性,符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3.2.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建国以来60多年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一是建国后的近30年(严格地说是28年),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导致我国建国以来28年经济发展上的迟滞最终接近崩溃的边缘。这一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深刻地表明,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成就大小;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由上不难看出,我国建国以来的60多年发展进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这种阶段性与“党的基本路线”的转变紧密相关,前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后者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3.2.3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但这一百年的时段必须根据我国发展的客观进程进行必要的细分。我们把这一百年的时段分为“三个30多年”的客观根据首先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成就。大致情况如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改革开放初不足18%到2010年的51%,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农村社会迈向城市社会;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交通体系,铁路(尤其是高铁)、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航空、航运、城市交通(尤其是地铁)等超常规和跨越式发展;全国性的输电输油气等网络骨架基本形成;高速信息网络系统全面铺成;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工业体系日益完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目前,我国99%以上的商品供求和价格由市场调节,已经形成了商品、资金、技术、房地产、外汇等等市场体系。在上述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所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基础上,我国的社会建设也日新月异。既解决了13亿中国人吃饱肚子的难题,更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降到了2010年3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9年的41.0%,绝对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初的25 000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 688万人;国家财政支出从过去仅仅满足吃饭和经济建设逐步向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城市交通等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建立了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保障体系,基本消除了城镇零就业家庭;免除了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给予农民在种粮、购买农机具和购买良种方面的补贴;建立了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开始试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了针对城市学龄前儿童、学生、无单位人员等等的医疗保险体系;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当初的50年左右缩小到今天的10年左右,相当多的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甚至在国际上领先。 上述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巨大成就表明,党的基本路线100年时段内已经基本完成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我们认为,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既为未来30多年我国的发展创造了雄厚物质基础,也意味着未来30多年我国发展过程无需解决这些问题了,同样表明未来30多年我国的发展将要解决面临着的许多新问题,因此,仅仅是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时段内走完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
在现代化进程第一步所取得成就基础上,“党的基本路线”100年时段内剩下的近70年还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即未来30多年和下一个30多年。我们把这一近70年的时段划分为“两个30多年”的目的是使我们的分析能够更加贴近我们眼前的未来,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放眼更长远的未来。在未来的30多年,我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将急需解决生态、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中过去遗留下来的和新时代即将新出现的各种问题,表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进入第二步,与之相应,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第二阶段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
3.2.4 “党的基本路线”第二阶段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需要一个更加明晰、更加准确的概括
我们认为,这个概括应当是:从过去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未来30多年的“以绿色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理由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客观实践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了国力不强、经济发展不足、人民吃饱肚子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意味着我国现代化进程阶段性任务的完成,即我国现代化进程走完了第一阶段。未来30多年,我们必须继续沿着“党的基本路线”指引的方向前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并不意味着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成功做法和经验的墨守成规,反而应当根据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递进规律,根据新的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就是“党的基本路线”第二阶段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在第二阶段,基于当代中国的国情,我们认为应当统筹考虑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统筹考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统筹考虑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在“三个统筹”基础上,更加科学地赋予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第二阶段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的丰富内容,与之相应,我们主张“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的表述也应当更加明晰、更加准确,从过去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未来30多年的“以绿色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一次理论尝试,这样可以全面概括这一阶段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任务,进而从主观上规定了未来30多年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基本路径。
4 构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总体思路
本文已经全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全球背景、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既有探索和主客观条件,那么,到底如何构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我认为,必须按照绿色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演化的程序和路径进行科学的构建。所谓绿色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蕴藏在经济系统中,更蕴藏在自然圈、生态圈、经济圈、社会圈所组成的庞大系统之中,它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更存在着逻辑递进关系。因此,我们需要用基于这一客观规律的广阔思维视野来科学地构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新探索总体思路。
4.1 地球上自然圈的保持、维护和修复
我们知道,自然圈主要包括地球表面的阳光圈、大气圈、水圈、岩石-土壤圈。阳光圈对人类的功能有三个方面,即,给地球带来了冷热气流、洋流、季风、水气、雨雪等气候现象,通过光合作用给地球带来了二氧化碳和氧气,通过埋藏在地下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储存了太阳能;大气圈指从地球表面到几十公里以至近一千公里的高空覆盖着的多种气体,C、H、O和N等元素是地球上的生物所必须的,臭氧层保护地面生物免受各种宇宙射线的危害并且防止地表温度的激烈变化和水分过量散失;水圈是由地球表面的各种水体组成,包括97%的海水、不足1%的淡水、约2%的冰,同样是地球上生物的生存必需品;岩石-土壤圈指地球表面岩石和土壤的总和,岩石中的矿石是重要的工业原料,而土壤由是陆生植物生长的基础。自然圈中的上述四圈是几十亿年来遵循自然规律而不断演化的结果,如果人类活动的程度没有超越这些自然圈所能承受的界限,则这些自然圈就会按照固有的自然规律有序运行;反之,就会违背固有的自然规律并给人类自身带来各种灾难。后者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以来,留下了许多记录。鉴于这些历史和现实,我们认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已经使生物圈赖以生存和繁衍的自然圈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带来了由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各种自然灾害,进而危及生物圈的持续生存和繁衍,所以必须保持、维护和修复地球上的自然圈。由此观之,当代世界发展绿色经济的有机内容之一就是扭转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过度开采自然资源而对自然圈肆意破坏的各种经济行为,进而保持、维护和修复地球上的自然圈并使之良性循环和有序发展。
4.2 地球上生物圈的保持、维护和修复
在自然圈的基础之上,生命出现了,生命中各种物种之间也存在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链条关系从而形成生物圈。自然圈是生物圈赖以生存的客观基础,正是因为生物圈与自然圈之间频繁交换着物质、能量和信息才使生物圈中的物种得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不仅如此,生物圈内部不同物种之间也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频繁交换,进而构成了庞大的生物圈系统。如果生物圈与自然圈之间以及生物圈内部生命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运动规律被打破,则必将危及自然圈和生物圈按照原来固有规律的正常运行,出现的异常现象就必然会给人类带来各种灾难。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这些灾难已经频繁发生。鉴于此,我们认为,如果自然圈与生物圈的相对稳定性受到破坏,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体系也将随之受到破坏。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战略规划署署长汉斯·道维勒2012年在生态文明贵阳会议生物圈保护论坛[9]上指出的,生物圈的保护不仅是环保任务,更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圈,只会让世界GDP减少1%,但如果不保护生物圈,世界GDP将每年减少20%。由是观之,当今世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避免自然圈和生物圈的持续破坏,而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为了减轻和避免经济发展对生物圈的破坏。因此,发展绿色经济总体思路的有机内容之二是确保地球上生物圈的保持、维护和修复。 4.3 人类社会系统中经济圈的循环流转
在自然圈和生物圈的基础之上,人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人类的经济活动存在着分工和交流的繁杂关系,构成了经济圈。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圈与自然圈、生物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任何一方原有平衡的打破必将危及他方的平衡。经济发展史,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已经表明,经济圈已经冲击了自然圈和生物圈自身的平衡并且带来了自然界和生物界的各种灾难,这些灾难反过来又冲击着经济圈自身的平衡和循环。鉴于此,我们认为,必须重构经济圈体系,以减轻经济圈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对自然圈和生物圈的冲击和破坏,从而维持自然圈、生物圈和经济圈各自和彼此之间的平衡和循环。因此,发展绿色经济总体思路有机内容之三应当是确保经济圈的循环流转。
4.4 与自然圈、生物圈、经济圈相互适应的社会圈的循环流转
在自然圈、生物圈、经济圈基础之上,人类从事着各种社会活动。各种社会活动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关系,进而形成社会圈。社会圈依赖经济圈,因为经济圈为社会圈的正常运行提供各种必需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社会圈也通过经济圈的媒介而与自然圈、生物圈之形成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由上观之,社会圈只能顺应自然圈、生物圈和经济圈发展的要求而发展,反过来,社会圈也能通过自身的理性发展影响自然圈、生物圈和经济圈的平衡和循环。因此,发展绿色经济总体思路有机内容之四应当是创建与自然圈、生物圈、经济圈相互适应的社会圈并有效促进上述四圈各自和彼此之间的循环流转。
4.5 基于上述四圈循环流转的发展绿色经济总体思路的概括
从自然圈经过生物圈、经济圈到社会圈,构成了客观运行并自我控制的庞大系统,经济发展本来就是在这一庞大系统中运行的,与之相应,经济发展方式应当适应而不应当违背这一庞大系统。然而,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违背这一庞大系统的,仅仅考虑了经济圈内部的运行规律(譬如市场规律),忽略了经济圈之外的自然圈、生物圈、社会圈以及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从而带来了各种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灾难,既导致了自然圈和生态圈的不可持续性,也导致了经济圈和社会圈的不可持续性。追究其中的根源,我们也不难看出,是由于传统经济学的思维空间仅仅局限于经济圈之内而忽略了经济圈之外的变化和规律。因此,总结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思维空间的局限性,使我们从经济圈的空间范围和传统市场经济学的思维空间跳出来进而拓展为基于自然圈、生物圈、经济圈和社会圈的广阔空间以及与之相应的思维空间,打造现代经济发展方式和构建现代经济学体系,我们认为,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总体思路的思维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基于自然圈、生物圈、经济圈和社会圈各自和彼此之间的平衡和循环,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最终走向绿色经济形态。为此,需要构建以下关键环节:一是以资源、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承载能力为基础,注重国土开发的绿色导向,促进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恢复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再生能力和总储存量,提高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承载力,进而创造自然与人类的高度和谐,最终实现整个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探索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具体路径;三是强化发展绿色经济的税费制度、政府补偿制度、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交易的市场制度等重要制度建设;四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加强绿色经济法制化建设;五是针对我国区域差异较大的特点,实施共同而有差别的发展绿色经济空间推进战略;六是构建关于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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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11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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