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演进研究

发布时间：2020-03-29 00:57

【摘要】：产业与城市是贯穿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演进是世界各国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性、空间性议题。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即非农产业在特定地域上的集聚,后者带来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进而形成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产业在城市空间内部的分工与布局形成城市集聚经济,推动城市规模不断调整演进。可见,工业化是近现代城市化发展的原始驱动力,产业集聚是城市规模演进的内生动力。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之所以密切相关,源于二者在空间维度上的高度耦合。承载产业集聚的空间就是城市的物理存在形态,产业集聚的规模、分布和格局也就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形态与空间体系。产业集聚达到规模经济边界后出现产业扩散,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规模的空间结构也将随之变化。当我们进一步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客观存在,关于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演进问题的探讨也就需要细化和深化。产业在空间的分布因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经济要素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化格局,也就使得不同空间特征下的城市规模演进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作用机理和演化趋势。正因为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在面临城市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矛盾时具有普遍的困惑而没有统一的答案:究竟什么带来集聚经济,什么带来集聚不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否有一个合理规模的门槛,这些现实问题所引发的思考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即以空间异质性为基本前提探讨产业集聚对城市规模的作用机制。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产业集聚是城市规模演进的内生动力,其作用机制因空间异质性的客观存在而具有不同的演化路径,城市集聚经济在当前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类问题还需通过产业集聚的调整与完善从而得到根本性解决。本文在总结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演进的相关研究与现实发展基础之上,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步骤逐层递进、逐级深入地论证上述核心观点。第一,产业集聚是通过空间因素、产业因素、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外部效应,从而对城市规模的演进起到了决定性的内生作用。外部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正外部性,可看做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带来城市集聚经济,推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二是负外部性,即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带来城市集聚不经济,产业开始扩散或转移,进而引发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化。城市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临界点可视为城市合理规模。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城市合理规模取决于“成本—收益”的一般均衡模型,是用静态的方法分析动态的城市规模演进,在实际中的应用性较差。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城市合理规模则是两区域两部门市场均衡的结果,主要考虑产业规模化发展对城市集聚经济的溢出效应,而没有将产业过度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纳入思考,也与经济现实不甚相符。第二,基于空间异质性的细化,产业集聚对城市规模演进的影响是一个多层次、嵌套性的内生作用机制,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两阶层线性回归模型,采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具体考察这一作用机制的完成过程。根据现阶段中国产业集聚的实际情况,将针对城市规模的检验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制造业部门为集聚主导的部分城市,二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集聚主导的部分城市。现阶段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禀赋、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指标。实证结果表明,以制造业部门为集聚主导的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主要源自制造业的专业化集聚,而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集聚主导的城市经济发展依靠产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双重作用。进一步地,将实证结果的一般性分析与典型城市的案例分析相结合,可知在现阶段的城市集聚经济效应中,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一般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交通条件主要带来负向的拥挤效应,自然资源禀赋则视具体情况而产生不同的调节效应。第三,在新经济地理学城市规模演进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考虑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与拥挤效应,建立一个基于产业集聚的城市人均收益模型,考察当前阶段城市集聚经济的产出效益,并通过人均收益的最大化,间接计算得出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合理规模。本文所计算的城市合理规模为城市二、三产业就业规模,可看做城市经济规模的体现。在空间异质性前提下,各个城市集聚经济的溢出效应与拥挤效应呈现明显差异,由产出效益最大化确定的城市合理规模也各不相同,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城市的合理规模。通过模型所得与实际对比可以发现,仅有北京、上海、深圳三个超大城市的就业实际规模大于测算所得合理规模,其他城市发展的实际规模均小于合理规模,说明目前中国大多数城市空间的产业集聚还没有完全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这一问题的形成既有产业集聚自身发展尚不充分的内在原因,也受到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综上所述,中国城市规模演进是一个以产业集聚为根本动力,在空间异质性作用下演化出不同发展路径的过程。因此,若想解决当前阶段中国城市普遍面临的实际规模偏小、集聚经济尚未完全发挥规模效应等现实问题,必须要回到产业集聚根基上来寻求解决办法,加强正向的溢出效应,降低负向的拥挤效应。恰逢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方兴未艾的良好契机,技术、知识、信息、人才等创新型资源要素在产业集聚和城市经济产出效益的贡献率日益凸显,以技术创新为主导加强城市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是当前阶段推动城市规模演进的根本动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优势资源向大城市的集聚符合市场指向的基本原则,因此应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鼓励优势资源向大城市的空间集聚,以达到产出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实际规模偏大的三个超大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则要积极引导产业的扩散和梯度转移,构建资源互通、产业互补、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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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研究框架

图 2.1 杜能环——农业生产区位布局模式来源：魏后凯主编. 现代区域经济学[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80.杜能环”是以 19 世纪初德国商品性农业生产为背景的，其形成的主要农产品的运输费用，而不考虑自给性生产经营的存在以及其他外生条件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9
【分类号】：F121.3;F299.2


本文编号：2605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