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研究

发布时间：2020-05-29 11:18

【摘要】：Jones and Romer(2010)通过构建“新卡尔多事实”发现数十年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迅速扩张并未带来相应工资水平的系统性下降,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对TFP的促进作用抵消了要素边际收益递减效应。Jones and Romer(2010)的研究为一国(地区)经济如何实现持续增长提供了一个良好解释,也为新增长理论提供了一个正式基础。新增长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促进TFP提升在突破增长减速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该理论忽略了在制度扭曲下可能产生的人力资本配置问题,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典型化事实”的解释力度有所不足。自我国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到了迅速扩张,教育受益率也相对稳定,但TFP却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波动。与此同时,源于50年代初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历史遗留问题加以政治考虑,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制度性扭曲——金融抑制。这对于我国现阶段突破增长减速,实现高质量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鉴于此,本文从新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旨在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1)高学历劳动力规模扩张与教育收益率相对稳定的内在机制;(2)高学历劳动力规模扩张与TFP提升迷失的制度性根源。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技术进步偏向性以及公有制经济下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价格形成机制,以此回答本文的第一个问题;其次,通过一个工业部门的厂商生产决策模型构建了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错配影响的研究框架,并提出研究命题;最后,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本文旨在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内在一致的。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扩张与教育收益率相对稳定实际上是一种高学历劳动力错配现象。教育收益率的相对稳定是由金融系统的制度性扭曲——金融抑制为国有企业带来的“利率租金”所维持,是以增加杠杆率、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等未来经济负担为代价的。金融抑制引发的高学历劳动力在所有制间、行业间、职业间以及教育资源错配(高学历劳动力教育期望错配),一方面,切断了高学历劳动力与创新工作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降低了高学历劳动力的技术适宜性,使其本身不具备胜任创新工作的能力,进而产生TFP损失。第二,金融抑制引发了高学历劳动力在所有制间的错配。国有企业经理人为获取信贷资源倾向于付出大量的管理费用(在职消费、与政府游说等行为),从而对企业创新效率产生拖累,而金融抑制引发高学历劳动力出现价格扭曲,使得创新动力较低的国有企业配置了过多的高学历劳动力。实证结果表明:在非行政垄断行业中,金融抑制对所有制间由规模相对价格扭曲产生的错配的影响作用更大,而在行政垄断行业中,则对技术相对价格扭曲产生的错配的影响作用更大。第三,金融抑制引发了高学历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错配。金融抑制导致实体部门的利润空间和要素回报率不断收窄,使得金融资本与高学历劳动力“脱虚向实”现象恶化,引发了高学历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错配。回归结果表明:(1)我国各地区第三产业,尤其是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规模普遍过大;(2)金融抑制通过第三产业规模对高学历劳动力边际产出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证实了金融抑制是导致高学历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错配的原因。第四,金融抑制引发了高学历劳动力在职业间的错配。通过构建一个在垄断竞争环境下的个人职业选择模型发现,当金融抑制与垄断相结合时,高学历人才具有更低的创业意愿。经验证据进一步表明:(1)在自然垄断行业和行政垄断行业内,金融抑制对高学历人才创业意愿的抑制作用差距较小;(2)金融抑制所导致的创业预期收益损失大于放弃国有垄断企业高薪工作的机会成本对高学历人才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另外,源于金融抑制降低了高学历人才创业预期收益,垄断企业对人力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进而使得中小企业人力资本集聚效应下降,导致创业者陷入创业预期收益降低与创业意愿下降的恶性循环之中。可见,金融抑制是中国高学历人才创业意愿低下的根本性原因。第五,金融抑制引发了教育资源错配。在我国行政性集权与经济性分权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中央(或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通过经济指标考核的晋升制度,加强了地方政府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干预动力,金融抑制便是我国地方政府规模扩大的一种表现。在这种背景下,社会高学历劳动力更倾向于通过行政职位权力进行寻租,而非从事生产性、创新性互动。实证结果发现:(1)国有行政人员具有更高的教育期望;(2)金融抑制显著拉大了民营企业成员和国有部门行政人才对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期望程度,导致了我国教育资源错配;(3)金融抑制主要通过提升可获得的租金相对水平,而提高了行政人才的教育期望。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积累与配置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并为我国制度有关完善金融制度、优化高学历劳动力配置、提升TFP,在新时期下突破增长减速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1)拓展了新增长理论研究框架。新增长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从边际报酬递增解释了“新卡多事实”,但对人力资本配置的关注所有不足。本文从人力资本错配视角给予“新卡多事实”一个可能的新的解释,是对新增长理论研究框架的拓展和补充。(2)为审视金融抑制对宏观经济的不良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了金融抑制对物质资本错配的影响。本研究从高学历劳动力在所有制选择、行业选择、职业选择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等多个现实问题切入,深入研究了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错配的影响。(3)为探寻我国创新“迷失”成因做出了边际贡献。以往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源与创新工作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研究了我国的创新“迷失”问题,但鲜有文献关注到人力资本本身的结构问题,即人力资本是否有能力胜任创新工作。本文通过考察金融抑制对技术性人才和行政性人才教育期望的不同影响程度,发现金融抑制政策所代表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干预中的过大权利正对社会人力资本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图文】：

研究思路,高学历,错配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1.2.1 研究思路本文旨在解决高学历劳动力规模扩张与教育收益率相对稳定的内在机制，以及高学历劳动力规模扩张与“创新迷失”的制度性根源。本文从新增长理论出发，分析了公有制经济下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价格形成机制，以此回答本文的第一个问题，研究发现我国高学历劳动力规模扩张与教育收益率的相对稳定实际上是一种错配现象。进一步通过一个工业部门的厂商生产决策模型构建了金融抑制引发高学历劳动力错配的理论框架，发现高学历劳动配置主要通过高学历劳动力相对价格扭曲、外溢效应供给规模和创新工作适宜性四个方面引发 TFP 损失，形成高学历劳动力在所有制间的错配、行业间的错配、职业间的错配以及教育资源的错配四个现实问题，据此提出了金融抑制引发高学历劳动力错配的四个命题。实证部分首先对我国高学历劳动力错配进行了测算，然后对理论部分的四个命题进行了一一论证。

新增长理论,高学历,人力资本,劳动力

10图 1-4 研究框架1.5 创新之处本研究主要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1）对新增长理论研究框架进行了拓展。“新卡尔多事实”中强调了“工人人均人力资本增加”和“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新增长理论基于边际报酬递增对其进行了解释，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但对人力资本配置的关注较少。纵观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教育收益率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生产效率正在人力资本的推动下不断提升？本文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金融系统的政策性扭曲——金融抑制，使得低效率部门得以维持生存并在特殊制度安排下形成“工资溢价”吸引高学历劳动力进入，这种错配现象导致高学历
【学位授予单位】：西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9
【分类号】：F832;F249.2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