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证研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
发布时间:2021-11-11 21:20
首先阐述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互动关系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以贵州省6个地级市为基本考察单元,基于2011年至2017年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熵值法给定指标权重,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测算。考察从"十二五"至"十三五"实施的7年间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协调程度。研究结果发现:除省会贵阳市在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表现出良好协调性外,其他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尚处于稳定阶段的初级协调阶段,且表现为城镇化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进一步优化协调。最后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贵州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文章来源】: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5(04)
【文章页数】:7 页
【部分图文】:
研究区2011—2017年城镇化水平趋势图
图1 研究区2011—2017年城镇化水平趋势图参照李秋颖等文献的说法,当U 1<U 2时为新型城镇化滞后;U 1>U 2时为产业结构演进滞后,|U1-U2|<0.01时为两者同步发展[18]。在表5中对6个地市2011—2017年的新型城镇化得分与产业转型升级得分进行差值对比分析。在2011年,贵阳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最接近,U1=0.51,U2=0.62,两系统分数绝对值相距较小,发展相对均衡;遵义市和安顺市两者分数相差最大均为0.31,两系统间发展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截止到2017年,贵州省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与产业转型升级间的分数差距仍然存在,也就是表明两系统间的非平衡性仍然存在。处于稳定阶段初级协调型的安顺市,其新型城镇化水平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差距(U1=0.3,U2=0.72),对比2011年数据时,两系统之间的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开了0.11,表明其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因此亟待进一步优化安顺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其他地级市中,两系统的分数绝对差值也都大于0.01,且除贵阳市外,其他城市均表现为U2>U1,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先于新型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型升级间尚未达到很好的平衡。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新时代西部地区经济新动能培育:框架、现状、评价与路径[J]. 李梦欣,任保平. 西部论坛. 2019(06)
[2]东北振兴的新型城镇化响应机制与路径研究[J]. 张明斗,葛于壮.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5)
[3]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地方产业升级的当代出路——基于城市竞争力视角[J]. 李坤. 河南社会科学. 2019(06)
[4]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测度研究[J]. 王乃举,王塞,陈晓华.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9(05)
[5]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研究[J]. 周敏,丁春杰,高文. 生态经济. 2019(02)
[6]新时代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测度[J]. 刘淑茹,魏晓晓. 湖南社会科学. 2019(01)
[7]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研究[J]. 郭浩淼,王鑫. 商业经济研究. 2019(01)
[8]福建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分析[J]. 刘春雨,刘英英,丁饶干. 应用生态学报. 2018(09)
[9]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测度——基于全国42个主要城市的研究[J]. 胡星,何宇鹏. 中国名城. 2018(06)
[10]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优化协调发展的机制、问题及对策[J]. 廖霄梅. 生态经济. 2018(06)
本文编号:3489544
【文章来源】: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5(04)
【文章页数】:7 页
【部分图文】:
研究区2011—2017年城镇化水平趋势图
图1 研究区2011—2017年城镇化水平趋势图参照李秋颖等文献的说法,当U 1<U 2时为新型城镇化滞后;U 1>U 2时为产业结构演进滞后,|U1-U2|<0.01时为两者同步发展[18]。在表5中对6个地市2011—2017年的新型城镇化得分与产业转型升级得分进行差值对比分析。在2011年,贵阳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最接近,U1=0.51,U2=0.62,两系统分数绝对值相距较小,发展相对均衡;遵义市和安顺市两者分数相差最大均为0.31,两系统间发展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截止到2017年,贵州省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与产业转型升级间的分数差距仍然存在,也就是表明两系统间的非平衡性仍然存在。处于稳定阶段初级协调型的安顺市,其新型城镇化水平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差距(U1=0.3,U2=0.72),对比2011年数据时,两系统之间的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开了0.11,表明其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因此亟待进一步优化安顺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其他地级市中,两系统的分数绝对差值也都大于0.01,且除贵阳市外,其他城市均表现为U2>U1,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先于新型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型升级间尚未达到很好的平衡。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新时代西部地区经济新动能培育:框架、现状、评价与路径[J]. 李梦欣,任保平. 西部论坛. 2019(06)
[2]东北振兴的新型城镇化响应机制与路径研究[J]. 张明斗,葛于壮.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5)
[3]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地方产业升级的当代出路——基于城市竞争力视角[J]. 李坤. 河南社会科学. 2019(06)
[4]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测度研究[J]. 王乃举,王塞,陈晓华.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9(05)
[5]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研究[J]. 周敏,丁春杰,高文. 生态经济. 2019(02)
[6]新时代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测度[J]. 刘淑茹,魏晓晓. 湖南社会科学. 2019(01)
[7]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研究[J]. 郭浩淼,王鑫. 商业经济研究. 2019(01)
[8]福建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分析[J]. 刘春雨,刘英英,丁饶干. 应用生态学报. 2018(09)
[9]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测度——基于全国42个主要城市的研究[J]. 胡星,何宇鹏. 中国名城. 2018(06)
[10]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优化协调发展的机制、问题及对策[J]. 廖霄梅. 生态经济. 2018(06)
本文编号:3489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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