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再考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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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抑或贸易保护——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再考察（中）

2011-1-20

    Yanikkaya（2003）将这些开放度表征方法分为五大类型：（1）贸易占GDP比重；（2）贸易壁垒相关指标，如平均关税率、出口关税、非关税壁垒等；（3）双边支付协定；（4）汇率；（5）贸易政策倾向指数。

　　第一类以贸易占GDP比重为解释变量的分析模型，为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往往使用工具变量法，引入的工具变量包括国家的地理位置、人口密度等。Frankel和Romer（1999）的研究认为，相较Ⅳ估计，传统的OLS估计低估了贸易占GDP比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也有学者研究表明，如果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引入其他导致技术进步的制度因素（如专利权制度等），则贸易占比将与经济增长变得不相关（Rodfik，2003）。

　　第二类以贸易壁垒相关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分析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部分研究如Harrison（1996）、Edwards（1998）研究证明关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而其他一些研究如Clemens和Williamson（2001）则显示这种关系其实并不很显著。事实上，根据上文对开发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溯源可以看到，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有条件相关。

　　第三类以双边支付协定为解释变量的分析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比较模糊的。双边支付协定在设计之初确实是以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为目的，但是到后期其涵义和影响已经泛化，很难找到严格的实证证据来支持。

　　第四类以汇率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分析模型，最常用的指标就是黑市贴水（black market premium）。有研究证明，黑市贴水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Harrison，1996；Edwards，1998），但是近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批评这一指标背后的影响因素很多，如一国的通胀水平、腐败机制、金融服务等等，不能将之作为贸易壁垒的一个代理变量。

　　最后，第五类构造的贸易政策倾向指数同样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例如这些指数在构造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对于开放程度的理解，而各个表征开放程度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也可能受到共同的政策因素的影响，由此所构造出来的倾向性指数确实可能有着很高的“倾向性”，极有可能无法真实、准确描述一国经济实际对外开放的程度。

　　90年代后期以来学者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命题背后的复杂性，尝试通过建立更为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以检验其真实性。Edwards（1993）在其综述研究当中基本否定了此前所作的大量实证研究，他认为，此前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没有很好解决内生性和开放程度的度量问题，由于主要侧重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研究没有系统考虑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新贸易理论的修正，使得回归分析的结果不具有可靠性。Rodriguez和Rodfik（2000）进一步比较分析了Edwards（1993）之后代表性实证研究，认为大量的关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都无法避免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某些政策因素的代理变量或者至少对这些政策变量的变化很敏感，而这些政策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又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这些研究的可靠性因此而大大减弱。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有条件相关关系：经济体的不同规模、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比较优势都可能使这一关系发生改变。

    三、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多国跨期面板数据分析

　　尽管理论界对于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还存在着诸多争议，现实经济世界仍然在朝着国际贸易持续扩张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世界范围内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20.4%上升到了2005年的49.3%。然而这种增长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是极不均衡的，这就提示我们现实经济运行中，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可能确实与经济发展阶段是密切相关的，这种条件相关有必要予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选择全球86个国家1960-2006年期间的面板数据为对象，考察贸易占GDP比重与GDP增速之间的关系。

　　1.贸易占比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全球面板数据的2SLS估计

　　贸易占比对于人均GDP增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我们对全球86个国家1960年到2006年间“人均GDP水平”与“商品贸易额占GDP比重”这两个指标的面板数据进行了估计。由于进出口贸易额本身便是GDP总量的一部分，且经济增长会导致进出口总量的增加，因此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影响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通过面板数据的格兰杰检验，我们发现人均GDP和贸易占比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使解释变量与残差序列相关，这可能对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的无偏性和有效性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模型进行估计。对序列平稳性进行的单位跟检验表明，人均GDP序列不论是单个序列还是面板整体，都具有一个单位过程，即一阶单整；而贸易占比序列则为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在方程中引入了一阶自回归项，构建自回归模型来处理因变量序列非平稳的问题。基本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log（GDP）表示人均GDP的对数值；c为常数项；β和γ分别为贸易占比和一阶自回归项的系数；为各国不同的截距项，表示本模型不能解释的效应；uit为扰动项。

　　由于我们的分析模型中引入了自回归项，因此面板模型形式的设定选择固定效应（对于随机效应模型无法引入自回归项）。此外，，由于面板数据在个体间存在异方差，因此选择“Cross-section Weight”作为广义最小二乘法的权重结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全球面板数据的2SLS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占比能够对GDP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贸易占比上升，会使人均GDP的增速提高。

　　2.贸易占比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中的表现——不同收入组别国家的GMM估计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对各个国家按照收入水平进行了分组。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我们将所有国家分为三组：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OECD）国家。这里我们采用广义矩（GMM）估计的方法，以避免变量内生性的问题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设置工具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两阶滞后。横向比较三类国家经济增长与贸易比重的相关系数（参见表2）可以发现，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占比的增加对于人均GDP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高收入国家次之。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微弱，引入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后，系数符号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对低收入国家而言，人均GDP增速与国际贸易规模的相关性很不显著。

　　3.进口出口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中的表现——不同收入组别国家的GMM估计

　　虽然我们证明了国际贸易对于国内经济具有增长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对中等收入国家最为有效，但是进一步细分我们发现，进口额和出口额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样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在低收入国家，由于本国产业发展程度较低，因而进口会对本国生产形成替代作用，降低本国经济增长率，但是出口则会增加本国产品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由于低收入国家的国内产业往往发展较为落后，因而出口产品以资源品、初级原材料以及简单加工品为主，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所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有限。

　　与低收入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内产业往往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进口中一般会有大量的工业中间品，作为本国部门的补充，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本国居民收入不高，因此进口消费品占比较低，不会对国内的产业造成严重的替代。因此，在中等收入国家，进口对经济反而具有促进作用。当然，出口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更加明显。国际需求的出现使得本国产业得以利用自身要素成本优势迅速发展，产能高速扩张，因此出口对经济具有很高的拉动作用。

（未完待续）

来源：录入    《世界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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