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波动
发布时间：2021-11-11 20:07
基于最新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本文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广义方差分解,考察了全球和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及股票市场波动间的联动关系及其变化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全球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全球与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具有显著的双向溢出效应,且相互间的溢出水平呈上升趋势。第二,中国股市波动对全球股市波动存在明显的单向溢出效应,溢出水平也呈上升态势。第三,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地缘政治风险具有非对称的联动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时间更为持久,并且在整个样本期内前者对后者的解释力更强。第四,全球股市波动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较强的双向正向影响,但彼此间的影响呈下降趋势,中国股市波动则对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单向解释力。此外,中国股市波动受自身影响的比例最高。
【文章来源】：南开经济研究. 2020,(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1 页
【图文】：
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波动的时序变化
本文首先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对全球GPR、中国GPR、全球EPU、中国EPU以及全球和中国股市波动6个变量间的联动关系进行分析。其中，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依据AIC准则确定为3，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响应期设为0期～11期，广义脉冲响应结果如图2所示。为了判断广义脉冲响应的统计显著性，本文采用蒙特卡罗积分(Monte Carlo Integration)方法构建其置信区间，模拟次数为2000次。图2中的虚线代表95%的置信区间，即2000次模拟值的2.5%和97.5%分位数。图2 广义脉冲响应结果
图2 广义脉冲响应结果首先，就GPR的冲击来说，第一，全球GPR与中国GPR对彼此的影响均为正，但持续时间有所不同。其中，全球GPR冲击对中国GPR的正向影响持续至第5期，中国GPR冲击对全球GPR的影响时间更为持久，在第11期依然显著。同时，两者的冲击效应均在同期达到最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程度逐渐减弱。这说明，全球GPR与中国GPR之间存在极强的联动性，全球GPR上升将强化中国GPR，后者同样刺激前者的变动。一方面，近年来乌克兰危机、美伊冲突、极端恐怖组织袭击等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频发，全球地缘政治风险逐渐积聚；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国际经济合作日趋紧密，中国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较为频繁，这便于他国极端主义势力的涌入，对中国边境安全构成威胁(周平，2016)，进而导致中国地缘政治风险逐渐升高。另一方面，迅速崛起的中国需在既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寻求优势，比如积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但可能会引起利益相关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和地缘政治博弈，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刺激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的提高。总之，全球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可能通过经贸往来和投资等渠道相互溢出。第二，中国和全球GPR对全球EPU的冲击效应为正，其响应峰值都出现在第1期，随后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中国GPR冲击影响的持续期长于全球GPR冲击，后者仅持续至第2期，前者则更为持久，冲击影响直至第6期。这说明GPR尤其是中国GPR上升会引起全球EPU的提高。其原因在于地缘政治风险会对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和投资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贸易商对全球市场需求形成悲观预期，强化交易过程中的风险预期，进而提高其沉没成本(刘文革和黄玉，2020)；另一方面，东道国的政治局势动荡使得跨国公司面临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过程的风险成本随之升高，进而不利于其投资。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为保证稳定的贸易流动和良好的对外投资环境，各国调整本国的贸易政策和财税政策，使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升高。第三，GPR冲击对中国EPU、全球和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弱，仅有全球GPR对中国EPU在第1期以及中国GPR对全球股市波动在同期的影响显著为正。全球GPR冲击会使中国EPU在短期内升高，可能是因为全球GPR上升使影响贸易往来的因素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促使进出口企业推迟贸易活动或改变贸易策略，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贸易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影响(刘文革和黄玉，2020)。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宗教文化不同、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等问题，加之“中国威胁论”等负面言论在沿线部分国家盛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对外投资(朱明侠和左思明，2019)。这都会导致中国政府不断对本国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其政策不确定性逐渐升高。中国GPR上升将加剧同期的全球股市波动，其原因在于近年来美国等世界大国通过南海争端和钓鱼岛问题等地缘战略手段威胁中国周边安全，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增强，地缘政治风险事件发生后，相关国家投资者在恐慌心理的驱动下抛售股票，使同期股市剧烈波动。然而，地缘政治风险并非经济因素，中国经济保持稳健发展且在国际交往中一向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而该种冲击的持续期极短。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地缘政治风险研究进展与展望[J]. 熊琛然,王礼茂,屈秋实,向宁,王博. 地理科学进展. 2020(04)
[2]基于关联网络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溢出效应研究[J]. 李政,孙丽玲,王子美. 国际金融研究. 2020(04)
[3]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流动: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J]. 刘文革,黄玉. 国际经贸探索. 2020(03)
[4]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传递网络研究[J]. 卜林,王雪杰,刘志强. 国际金融研究. 2020(03)
[5]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研究[J]. 朱明侠,左思明. 理论探讨. 2019(01)
[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与股市波动率——来自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经验证据[J]. 李力,宫蕾,王博. 金融学季刊. 2018(04)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股市波动率预测研究[J]. 雷立坤,余江,魏宇,赖晓东. 管理科学学报. 2018(06)
[8]“一带一路”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及其管控[J]. 周平. 探索与争鸣. 2016(01)
[9]中国股票市场国际化研究:基于信息溢出的视角[J]. 梁琪,李政,郝项超. 经济研究. 2015(04)
[10]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波动溢出效应[J]. 陈国进,张润泽,姚莲莲.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4(05)
本文编号：3489451
【文章来源】：南开经济研究. 2020,(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1 页
【图文】：
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波动的时序变化
本文首先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对全球GPR、中国GPR、全球EPU、中国EPU以及全球和中国股市波动6个变量间的联动关系进行分析。其中，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依据AIC准则确定为3，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响应期设为0期～11期，广义脉冲响应结果如图2所示。为了判断广义脉冲响应的统计显著性，本文采用蒙特卡罗积分(Monte Carlo Integration)方法构建其置信区间，模拟次数为2000次。图2中的虚线代表95%的置信区间，即2000次模拟值的2.5%和97.5%分位数。图2 广义脉冲响应结果
图2 广义脉冲响应结果首先，就GPR的冲击来说，第一，全球GPR与中国GPR对彼此的影响均为正，但持续时间有所不同。其中，全球GPR冲击对中国GPR的正向影响持续至第5期，中国GPR冲击对全球GPR的影响时间更为持久，在第11期依然显著。同时，两者的冲击效应均在同期达到最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程度逐渐减弱。这说明，全球GPR与中国GPR之间存在极强的联动性，全球GPR上升将强化中国GPR，后者同样刺激前者的变动。一方面，近年来乌克兰危机、美伊冲突、极端恐怖组织袭击等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频发，全球地缘政治风险逐渐积聚；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国际经济合作日趋紧密，中国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较为频繁，这便于他国极端主义势力的涌入，对中国边境安全构成威胁(周平，2016)，进而导致中国地缘政治风险逐渐升高。另一方面，迅速崛起的中国需在既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寻求优势，比如积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但可能会引起利益相关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和地缘政治博弈，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刺激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的提高。总之，全球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可能通过经贸往来和投资等渠道相互溢出。第二，中国和全球GPR对全球EPU的冲击效应为正，其响应峰值都出现在第1期，随后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中国GPR冲击影响的持续期长于全球GPR冲击，后者仅持续至第2期，前者则更为持久，冲击影响直至第6期。这说明GPR尤其是中国GPR上升会引起全球EPU的提高。其原因在于地缘政治风险会对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和投资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贸易商对全球市场需求形成悲观预期，强化交易过程中的风险预期，进而提高其沉没成本(刘文革和黄玉，2020)；另一方面，东道国的政治局势动荡使得跨国公司面临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过程的风险成本随之升高，进而不利于其投资。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为保证稳定的贸易流动和良好的对外投资环境，各国调整本国的贸易政策和财税政策，使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升高。第三，GPR冲击对中国EPU、全球和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弱，仅有全球GPR对中国EPU在第1期以及中国GPR对全球股市波动在同期的影响显著为正。全球GPR冲击会使中国EPU在短期内升高，可能是因为全球GPR上升使影响贸易往来的因素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促使进出口企业推迟贸易活动或改变贸易策略，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贸易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影响(刘文革和黄玉，2020)。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宗教文化不同、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等问题，加之“中国威胁论”等负面言论在沿线部分国家盛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对外投资(朱明侠和左思明，2019)。这都会导致中国政府不断对本国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其政策不确定性逐渐升高。中国GPR上升将加剧同期的全球股市波动，其原因在于近年来美国等世界大国通过南海争端和钓鱼岛问题等地缘战略手段威胁中国周边安全，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增强，地缘政治风险事件发生后，相关国家投资者在恐慌心理的驱动下抛售股票，使同期股市剧烈波动。然而，地缘政治风险并非经济因素，中国经济保持稳健发展且在国际交往中一向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而该种冲击的持续期极短。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地缘政治风险研究进展与展望[J]. 熊琛然,王礼茂,屈秋实,向宁,王博. 地理科学进展. 2020(04)
[2]基于关联网络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溢出效应研究[J]. 李政,孙丽玲,王子美. 国际金融研究. 2020(04)
[3]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流动: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J]. 刘文革,黄玉. 国际经贸探索. 2020(03)
[4]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传递网络研究[J]. 卜林,王雪杰,刘志强. 国际金融研究. 2020(03)
[5]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研究[J]. 朱明侠,左思明. 理论探讨. 2019(01)
[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与股市波动率——来自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经验证据[J]. 李力,宫蕾,王博. 金融学季刊. 2018(04)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股市波动率预测研究[J]. 雷立坤,余江,魏宇,赖晓东. 管理科学学报. 2018(06)
[8]“一带一路”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及其管控[J]. 周平. 探索与争鸣. 2016(01)
[9]中国股票市场国际化研究:基于信息溢出的视角[J]. 梁琪,李政,郝项超. 经济研究. 2015(04)
[10]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波动溢出效应[J]. 陈国进,张润泽,姚莲莲.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4(05)
本文编号：348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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