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辨析
发布时间：2019-10-11 23:18
【摘要】：为了能够从建筑可译论的角度,对北京圣公会救主堂以及它所代表的近代"中西合璧式"教堂建筑遗产在风格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对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进行细读和分析。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当时向苏联学习的愿望和实践可能直接促使梁思成提出了建筑的"可译性"。根据他在这一时期的少量建筑设计实践,能够看出建筑可译论不仅局限于对建筑的"词汇"的翻译,还包括对于施用建筑的"词汇"的原则和方法—建筑的"文法"的翻译。而建筑可译论的提出,对于梁思成的建筑设计思想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图文】：
存在的建筑“翻译”现象的分析，我们发现至少有“假翻译”、“半翻译”、完全“翻译”以及一种采用非对应“词汇”进行“翻译”的情况，那么会不会还存在其他类型的“翻译”？通过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是否可以更加系统和规律地对建筑的“翻译”现象进行总结呢？如果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弄懂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究竟是么。而仅仅依靠《中国建筑的特征》一篇文章中的两段论述似乎无法全面地把握这个理论。为了能够从建筑可译论的角度，对北京圣公会救主堂以及它所代表的近代“中西合璧式”教堂建筑遗产在图1：北京圣公会救主堂（1928年摄）图2：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的立字桁架屋架结构图3：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由于中殿与侧廊之间的高度差形成的“重檐”效果
?建筑也经过了从西到中的“翻译”③。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的风格是由中西两种建筑风格结合而成：来自西方哥特传统建筑风格的元素，以拉丁十字形平面为代表，以及来自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元素，如木屋架、青色筒瓦、重檐和八角亭阁。但是这座教堂真的像这段论述最后所说的那样，是“整座建筑”从西到中的“翻译”吗？先来看看听上去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木屋架”结构，不难发现救主堂的屋架确实使用的是木材，但是它的结构却是一种源自西方传统的“立字桁架（kingposttruss）”结构（图2），并不是中国传统建筑抬梁式或者穿斗式的屋架结构，我们可以先把这种情况归到“假翻译”的范围。与之相似的一个“翻译”是救主堂呈现“重檐”形象的屋顶。中国传统建筑的重檐屋顶，是在基本屋顶下重叠下檐形成的，作用是扩大屋顶以避风雨，另外可以增加屋顶的高度和层次，调节屋顶和屋身的比例。而救主堂的“重檐”效果则是由中殿和侧廊的高度差直接造成的（图3），从建筑外部的结构上看，与意大利罗马式教堂的典型代表—比萨大教堂几乎完全一致（图4）。如果我们分别从结构和建筑材料来看这个对于屋檐的“翻译”，就会发现屋顶的结构并没有被“翻译”，视觉效果上呈现出的类似“重檐”的形象，似乎是因为对建筑材料的“翻译”而造成的。也就是说，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的屋顶并没有被完全的“翻译”，或许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半翻译”的范围中。因此，严格来说，，赖德霖先生所说的中国风格的元素中，真正经过“西译中”的只有屋顶采用的青色筒瓦，以及分别作为钟楼和采光亭的双重檐和三重檐八角亭阁（图5、6）。仅仅在北京圣公会救主堂中，从建筑可译论的角度来看，对建筑的“翻译”似乎呈现出“?
【作者单位】：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
【分类号】：TU-86
【图文】：
存在的建筑“翻译”现象的分析，我们发现至少有“假翻译”、“半翻译”、完全“翻译”以及一种采用非对应“词汇”进行“翻译”的情况，那么会不会还存在其他类型的“翻译”？通过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是否可以更加系统和规律地对建筑的“翻译”现象进行总结呢？如果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弄懂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究竟是么。而仅仅依靠《中国建筑的特征》一篇文章中的两段论述似乎无法全面地把握这个理论。为了能够从建筑可译论的角度，对北京圣公会救主堂以及它所代表的近代“中西合璧式”教堂建筑遗产在图1：北京圣公会救主堂（1928年摄）图2：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的立字桁架屋架结构图3：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由于中殿与侧廊之间的高度差形成的“重檐”效果
?建筑也经过了从西到中的“翻译”③。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的风格是由中西两种建筑风格结合而成：来自西方哥特传统建筑风格的元素，以拉丁十字形平面为代表，以及来自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元素，如木屋架、青色筒瓦、重檐和八角亭阁。但是这座教堂真的像这段论述最后所说的那样，是“整座建筑”从西到中的“翻译”吗？先来看看听上去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木屋架”结构，不难发现救主堂的屋架确实使用的是木材，但是它的结构却是一种源自西方传统的“立字桁架（kingposttruss）”结构（图2），并不是中国传统建筑抬梁式或者穿斗式的屋架结构，我们可以先把这种情况归到“假翻译”的范围。与之相似的一个“翻译”是救主堂呈现“重檐”形象的屋顶。中国传统建筑的重檐屋顶，是在基本屋顶下重叠下檐形成的，作用是扩大屋顶以避风雨，另外可以增加屋顶的高度和层次，调节屋顶和屋身的比例。而救主堂的“重檐”效果则是由中殿和侧廊的高度差直接造成的（图3），从建筑外部的结构上看，与意大利罗马式教堂的典型代表—比萨大教堂几乎完全一致（图4）。如果我们分别从结构和建筑材料来看这个对于屋檐的“翻译”，就会发现屋顶的结构并没有被“翻译”，视觉效果上呈现出的类似“重檐”的形象，似乎是因为对建筑材料的“翻译”而造成的。也就是说，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的屋顶并没有被完全的“翻译”，或许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半翻译”的范围中。因此，严格来说，，赖德霖先生所说的中国风格的元素中，真正经过“西译中”的只有屋顶采用的青色筒瓦，以及分别作为钟楼和采光亭的双重檐和三重檐八角亭阁（图5、6）。仅仅在北京圣公会救主堂中，从建筑可译论的角度来看，对建筑的“翻译”似乎呈现出“?
【作者单位】：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
【分类号】：TU-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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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54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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