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体系的“成熟”——基于近代多源数据的分析

发布时间：2020-10-24 18:51

　　 对历史时期中国城市的整体性研究,尤其是城市体系研究,受限于历史时期城市人口的获取难度,并未得到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本文选取了近代中国若干套较为可信的城市人口数据,同时以施坚雅城市数据和中国旧海关贸易数据作为验证,对近代中国的城市体系从位序规模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发现,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分布,在某些年份趋近于位序规模标准曲线。整体上,呈现出一个典型的面积广阔而历史悠久的大国才会出现的较为标准的位序规模分布。通过与欧洲近代早期城市体系的对比研究,本文认为,20世纪初期的近代中国城市体系进入了农业社会末期"成熟"而稳定的状态,即使经过了大规模战争和政权更迭,城市体系仍旧保持着极大的历史稳定性和惰性。
【部分图文】：

如果将位序规模的这种关系放到双对数表达的图上,则会形成一条近似于直线的曲线,图1中的1991年的美国大都市区和2009—2014年中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均呈现一条近似于直线的回归曲线。对数变换后的城市规模和对应的位序进行回归分析,实际上是y=a+bx形式的一元线性回归。回归的相关系数很大,则说明其城市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a值大小在坐标图上回归线的截距,反映了第1位城市的预期规模。b值是斜率,b的绝对值接近1的话,则是著名的齐普夫(G.K.Zipf)理想状况,(7)可见公式(3):

第二,位序规模分布虽然是统计意义上的分布,但其亦具有空间上的某种合理性。比如,贝利认为,对数正态分布,尤其是位序规模分布,与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是一致的,其是城市体系的“最有可能的分布,并代表了其稳定的状态平衡”,这个城市体系中的个体城市在一个随机的过程中规模上发生了变化。(9)换句话说,位序规模分布和中心地理论,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描述了同一个较为稳定、平衡和经济的城市(中心地)分布状况。第三,贝利和霍顿(Frank E.Horton)给出了一个城市规模分布发展模型(development model of city-size distribution),参见图2。可见,他们认为,首位城市分布是最简单的一种形式,仅仅存在于那些城市受少量几种强烈力量影响的(中小)国家发展早期,随着历史的进程和整个国家经济的扩展,尤其是经济从“中心”的集聚向“边缘”的扩散。更为复杂的位序规模分布,似乎可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贝利认为,对数正态分布,在有着长期城市化历程、复杂经济状况和政治生活的大型国家城市体系中最为常见,换句话说,作用于城市发展的力量越复杂,则越常见。(10)

但是,本文得到了让人较为意外的结果:无论使用珀金斯的3个年代人口数据,还是使用《中华归主》数据,甚至是数据源非常复杂并且经过了强烈的主观筛选的沈汝生近代人口数据,回归曲线均符合位序规模分布(参见表4和图3)。我们的分析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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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54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