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网络地位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视角
发布时间:2020-12-09 16:19
利用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数据和隶属联系方法构建城市网络,解析了中国城市的网络地位分异格局,并定量测度了城市网络地位的影响因素,在城市网络"行为-结构-绩效"分析框架下解释了地位分异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正则等价性模型识别的15个正则等价块分化为首位者、经纪人、接收者和孤立者4个地位类型;地位间关系呈现"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特征,其中首位者地位的正则等价块形成凝聚子群并占据网络权力的核心,经纪人和接收者地位的块位于半边缘位置,孤立者地位的块处于网络权力的边缘;市场潜力、政治资源、知识资本、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是中国城市网络地位的关键影响因素;规模偏好、择优选择、地理临近和路径依赖构成了城市网络地位分异的动力机制。城市网络的发展倾向于扩大城市间发展差距,中国城市化政策和城市治理体系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文章来源】:地理科学. 2020年05期 第740-750页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正则等价性示意图
正则等价块的网络关系
一是市场潜力和经营成本变量,包括3个指标:(1)人口规模潜力(MPpop),表达式为MPpopi=popi+∑j≠i(popj/Dij),这里popi为城市i市辖区人口规模(万人),Dij为城市i和j之间的欧氏距离;(2)经济规模潜力(MPGDP),定义为MPGDPi=GDPi+∑j≠i(GDPj/Dij),这里GDPi为城市i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Dij为城市i和j之间的欧氏距离;(3)职工工资率(Wage),选取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万元)来反映城市的运营成本。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21,22],接近更大的市场区意味着更高的企业利润,经营成本越高企业的利润越低,因此预计市场潜力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正向影响,职工工资率对网络地位产生负向影响。二是城市关键资源变量,包括2个指标:(1)政治资源(Capital),采用城市行政级别虚拟变量来刻画,其中首都北京赋值为5,香港赋值为4,上海、天津和重庆3个直辖市赋值为3,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赋值为2,一般城市赋值为1;(2)知识资本厚度(Knowledge),参照Lucas[23]、Eaton和Eckstein[24]的做法,知识资本厚度定义为市辖区万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人数与全市人均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元)的乘积。接近政治权力中心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政策信息,更大的知识资本厚度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3,24],预计城市关键资源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正向影响。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研究[J]. 庄德林,杨羊,晋盛武,韩荣. 地理科学. 2017(04)
[2]城市网络地位与网络权力的关系——以中国汽车零部件交易链接网络为例[J]. 王成,王茂军,柴箐. 地理学报. 2015(12)
[3]基于上市公司网络的长三角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J]. 李仙德. 地理科学进展. 2014(12)
[4]中心性与控制力: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及演化——企业联系的视角[J]. 朱查松,王德,罗震东. 城市规划学刊. 2014(04)
[5]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J]. 赵渺希,魏冀明,吴康. 城市规划学刊. 2014(01)
[6]基于国际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布局的珠三角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研究[J]. 路旭,马学广,李贵才. 经济地理. 2012(04)
[7]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区域城市网络:城市研究的新方向[J]. 甄峰,刘晓霞,刘慧. 人文地理. 2007(02)
[8]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 金煜,陈钊,陆铭. 经济研究. 2006(04)
本文编号:2907140
【文章来源】:地理科学. 2020年05期 第740-750页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正则等价性示意图
正则等价块的网络关系
一是市场潜力和经营成本变量,包括3个指标:(1)人口规模潜力(MPpop),表达式为MPpopi=popi+∑j≠i(popj/Dij),这里popi为城市i市辖区人口规模(万人),Dij为城市i和j之间的欧氏距离;(2)经济规模潜力(MPGDP),定义为MPGDPi=GDPi+∑j≠i(GDPj/Dij),这里GDPi为城市i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Dij为城市i和j之间的欧氏距离;(3)职工工资率(Wage),选取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万元)来反映城市的运营成本。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21,22],接近更大的市场区意味着更高的企业利润,经营成本越高企业的利润越低,因此预计市场潜力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正向影响,职工工资率对网络地位产生负向影响。二是城市关键资源变量,包括2个指标:(1)政治资源(Capital),采用城市行政级别虚拟变量来刻画,其中首都北京赋值为5,香港赋值为4,上海、天津和重庆3个直辖市赋值为3,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赋值为2,一般城市赋值为1;(2)知识资本厚度(Knowledge),参照Lucas[23]、Eaton和Eckstein[24]的做法,知识资本厚度定义为市辖区万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人数与全市人均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元)的乘积。接近政治权力中心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政策信息,更大的知识资本厚度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3,24],预计城市关键资源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正向影响。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研究[J]. 庄德林,杨羊,晋盛武,韩荣. 地理科学. 2017(04)
[2]城市网络地位与网络权力的关系——以中国汽车零部件交易链接网络为例[J]. 王成,王茂军,柴箐. 地理学报. 2015(12)
[3]基于上市公司网络的长三角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J]. 李仙德. 地理科学进展. 2014(12)
[4]中心性与控制力: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及演化——企业联系的视角[J]. 朱查松,王德,罗震东. 城市规划学刊. 2014(04)
[5]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J]. 赵渺希,魏冀明,吴康. 城市规划学刊. 2014(01)
[6]基于国际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布局的珠三角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研究[J]. 路旭,马学广,李贵才. 经济地理. 2012(04)
[7]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区域城市网络:城市研究的新方向[J]. 甄峰,刘晓霞,刘慧. 人文地理. 2007(02)
[8]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 金煜,陈钊,陆铭. 经济研究. 2006(04)
本文编号:290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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