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视角下深圳都市圈协同发展探索
发布时间：2021-01-24 20:55
都市圈的区域协同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文章首先分析了不同类型都市圈协同治理的特征与问题,提出一体化发展的治理目标、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方式及全流程的治理制度设计是现代化都市圈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其次,以深圳都市圈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市场主导、多方协同是深圳都市圈的重要特征,坚持产业先行、临界突破、模式创新与制度保证是深圳都市圈协同治理的重要经验;最后,从加强顶层设计、建立激励机制、统一规划管控、夯实社会基础、强调考核问责与完善法规体系6个方面提出面向治理现代化的都市圈协同发展建议。
【文章来源】：规划师. 2020,36(03)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7 页
【部分图文】：
深圳都市圈范围示意图
表1 深圳都市圈协同发展阶段 阶段 发展背景 主要特征 存在问题 第一阶段(2008年以前) 进入2000年,深圳面临着日益突出的资源环境压力,空间不足成为制约各领域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企业开始自发地寻求与周边地区开展技术和市场合作。与此同时,深莞惠三地人员通勤往来日益频繁,深圳人到周边地区购房置业数量明显增加 以市场自发性合作和街镇自下而上探索为主 这一时期的区域合作,主要表现为以项目合作为主,缺乏顶层设计;以街镇之间的自下而上合作为主,缺乏自上而下的介入和引导,存在合作层次较低、影响力相对较小、解决问题能力相对不足等问题 第二阶段(2008年至2011年) 2009年,广东省召开珠三角九市现场会议,首次提出深莞惠、珠中江、广佛肇三大经济圈的概念,要求切实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标志着都市圈上升省级战略;同年2月,深莞惠首次召开三市党政主要领导联席会议,签署《推进珠江口东岸地区紧密合作框架协议》 纳入省级战略,自下而上推进与保障,突出区域协作层级的提升和经济圈协调会制度的完善,形成一系列战略框架 三地高层会晤、联席会议多停留在对话层面,共识多,突破行动少,在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创新及制度障碍破除等方面实质性突破较少 第三阶段(2011年后) 2011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深汕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方案》,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运作;2017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方案》,标志着深汕特别合作区从“深汕合作共建”到“深圳全面管理”,深汕合作区正式成为深圳第“10+1区”,深莞惠经济圈区域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区域协作进入全面实践与操作层面,以小尺度区域合作示范区为重点,探索新型区域合作共建机制和模式 —3.3坚持临界突破:构建“集合城市”,创新临界地区一体化模式
3.5坚持制度保障: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利益协调共享机制过去的区域合作往往只注重空间、产业、生态环境和设施的协调,而忽视了利益的协调,导致合作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最终的结果是使整体目标流于形式[13]。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J]. 尹稚,叶裕民,卢庆强,王建国,黄寰. 区域经济评论. 2019(04)
[2]我国区域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局与实现途径[J]. 王学栋,张定安. 中国行政管理. 2019(06)
[3]强联系多核心城市群下都市圈的发展特征和演化路径——珠江三角洲的经验与启示[J]. 马向明,陈昌勇,刘沛,丁镇琴,李建学,罗异铿. 上海城市规划. 2019(02)
[4]经济地理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思考[J]. 葛春晖,张振广. 规划师. 2018(09)
[5]面向治理现代化的特大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探索[J]. 邱凯付,孙文勇,罗彦. 规划师. 2018(02)
[6]跨界协调规划:区域治理的新探索——基于江苏的实证[J]. 陈小卉,钟睿. 城市规划. 2017(09)
[7]大巴黎区域规划和空间治理研究[J]. 严涵,聂梦遥,沈璐. 上海城市规划. 2014(06)
[8]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J]. 曹飞廉.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2)
[9]“新区域主义”下城镇空间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基于皖江城市带和济南都市圈的探讨[J]. 方伟,赵民. 城市规划学刊. 2013(01)
[10]跨界治理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区域合作制度的建构[J]. 孙友祥,安家骏. 中国行政管理. 2008(08)
硕士论文
[1]都市圈治理机制研究[D]. 董自光.苏州大学 2009
本文编号：2997915
【文章来源】：规划师. 2020,36(03)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7 页
【部分图文】：
深圳都市圈范围示意图
表1 深圳都市圈协同发展阶段 阶段 发展背景 主要特征 存在问题 第一阶段(2008年以前) 进入2000年,深圳面临着日益突出的资源环境压力,空间不足成为制约各领域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企业开始自发地寻求与周边地区开展技术和市场合作。与此同时,深莞惠三地人员通勤往来日益频繁,深圳人到周边地区购房置业数量明显增加 以市场自发性合作和街镇自下而上探索为主 这一时期的区域合作,主要表现为以项目合作为主,缺乏顶层设计;以街镇之间的自下而上合作为主,缺乏自上而下的介入和引导,存在合作层次较低、影响力相对较小、解决问题能力相对不足等问题 第二阶段(2008年至2011年) 2009年,广东省召开珠三角九市现场会议,首次提出深莞惠、珠中江、广佛肇三大经济圈的概念,要求切实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标志着都市圈上升省级战略;同年2月,深莞惠首次召开三市党政主要领导联席会议,签署《推进珠江口东岸地区紧密合作框架协议》 纳入省级战略,自下而上推进与保障,突出区域协作层级的提升和经济圈协调会制度的完善,形成一系列战略框架 三地高层会晤、联席会议多停留在对话层面,共识多,突破行动少,在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创新及制度障碍破除等方面实质性突破较少 第三阶段(2011年后) 2011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深汕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方案》,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运作;2017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方案》,标志着深汕特别合作区从“深汕合作共建”到“深圳全面管理”,深汕合作区正式成为深圳第“10+1区”,深莞惠经济圈区域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区域协作进入全面实践与操作层面,以小尺度区域合作示范区为重点,探索新型区域合作共建机制和模式 —3.3坚持临界突破:构建“集合城市”,创新临界地区一体化模式
3.5坚持制度保障: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利益协调共享机制过去的区域合作往往只注重空间、产业、生态环境和设施的协调,而忽视了利益的协调,导致合作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最终的结果是使整体目标流于形式[13]。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J]. 尹稚,叶裕民,卢庆强,王建国,黄寰. 区域经济评论. 2019(04)
[2]我国区域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局与实现途径[J]. 王学栋,张定安. 中国行政管理. 2019(06)
[3]强联系多核心城市群下都市圈的发展特征和演化路径——珠江三角洲的经验与启示[J]. 马向明,陈昌勇,刘沛,丁镇琴,李建学,罗异铿. 上海城市规划. 2019(02)
[4]经济地理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思考[J]. 葛春晖,张振广. 规划师. 2018(09)
[5]面向治理现代化的特大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探索[J]. 邱凯付,孙文勇,罗彦. 规划师. 2018(02)
[6]跨界协调规划:区域治理的新探索——基于江苏的实证[J]. 陈小卉,钟睿. 城市规划. 2017(09)
[7]大巴黎区域规划和空间治理研究[J]. 严涵,聂梦遥,沈璐. 上海城市规划. 2014(06)
[8]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J]. 曹飞廉.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2)
[9]“新区域主义”下城镇空间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基于皖江城市带和济南都市圈的探讨[J]. 方伟,赵民. 城市规划学刊. 2013(01)
[10]跨界治理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区域合作制度的建构[J]. 孙友祥,安家骏. 中国行政管理. 2008(08)
硕士论文
[1]都市圈治理机制研究[D]. 董自光.苏州大学 2009
本文编号：299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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