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之系统性分析

摘要:经济发展的社会整体性在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子系统的贯通性与协调性，并按共同的规则运行。浙江的经济发展已经具有了这一社会整体性特征。但是，以市场原则为中心确立的浙江经济发展的社会整体性存在着局限性，还须按社会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经济文化“一体化”等要求进行必要的调整，才能使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关键词:经济发展 浙江经济 系统 社会整体性 文化竞争力

一、对浙江经济发展特色的反思

由于浙江经济在其发展中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所以，目前理论界和诸多实际工作部门均对浙江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予以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将其概括为“浙江现象”，有许多地区欲借“浙江之石”攻本地区经济发展之“玉”。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将这样要求我们:只有真正理解和把握浙江经济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才能使浙江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路径在其他地区得以推广，也才能使浙江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已有许多文章从“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模式，“轻、小、集、加”的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专业市场为依托的大流通特色，强县经济中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等多方面来讨论浙江经济发展的优势和特色问题。

笔者也曾多次撰文讨论这一问题。现思之，以往的认识还存在如下两方面的局限性。其一，以往关于浙江经济发展特色的认识和概括，更多地是从经济发展的本身探究原因，研究其特殊性，缺少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角度认识和研究浙江经济发展的特色问题。这一研究思路的研究结果，虽然能使人们对浙江经济发展的特色有某些认识和概括，也能找到形成这些发展特色的某些原因，但是，却很难使人们观察到形成这种经济发展特色的合力。

经济发展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由于社会其他方面因素的作用，这诸多方面的动因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强或减退，这样的研究思路却无从所知或知之不多。更多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和研究理念，在使问题的分析更加数量化的同时，却淡化了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的研究，特别是缺乏从社会整体性角度出发对此问题进行的分析和论证。其二，以往关于浙江经济发展局限性的认识和概括，也较多地在经济方面探究原因，缺少从社会整体性方面探讨的意识和思路。

浙江经济的发展存在“小而散”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航空母舰”;“大部分产业集群层次较粗浅，主要是一种生产加工型集聚，多数产品档次较低，以低质多量经营为主，缺少高新技术产品”;“经济发展不均衡，西南部山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企业外迁”的趋势;加人WTO以后，应对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纠纷等问题的能力尚不强。诸如此类问题发生和存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特别是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因素对它的影响如何，还缺少明确的认识和概括。

上述问题的存在，产生了两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浙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虽然从目前来看浙江经济的发展速度还很高，但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问题，商品销售方面相互压价竞争问题，科技创新能力弱与R&D占GDP的比重偏低等问题的解决难度较大，浙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受到制约，这会使它试图保持经济发展上较强核心竟争力的努力面临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上述问题的存在也会使其他地区参照浙江经济发展路径发展本地经济时，极易只看形式，抓不到内容;只学皮毛，不学实质;学会了具体的某些方面，难以掌握全部的整体内容。

值得称道的是，现在浙江乃至全国的一些学者和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从整体性方面，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方面研究浙江经济的未来发展问题。

二、浙江经济发展的社会整体性分析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它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一个次体系。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离开这个社会体系独立存在和发生，它必须在与其他活动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中完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①它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构成，而上层建筑则又由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构成。现代美国学者帕森斯也指出“即使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系统都有经济方面，但我们所想象的经济也不是一个集体，在其‘延伸’的意义上，经济是完整社会的一个子系统”②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如下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即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中，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体系，它们都有各自特点、规律、价值取向、目标和功能，各自按其目标发挥其作用，并相互贯通、相互作用，这是这一社会得以有效运转的必要前提。

笔者认为，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这种发展趋势会越来越强，并逐步形成经济发展的整体性。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就在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三个系统的贯通性与协调性，即它们都通行一个共同的准则，按着一个共同的准则运行，在当今中国，这一共同的准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高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为核心)。

以笔者观之，在全国范围内，这三个子系统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组合，但是，真正完全能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却还不多。虽然我国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是，在许多的省、市、自治区中，要么是它的经济系统与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要求相去甚远，要么是它的行政系统、它的政府职能和这一地区人们的文化观念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笔者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系统的贯通性与协调性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发展的社会整体性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浙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都能比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

在经济系统方面，浙江的经济在本质上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老百姓经济，即民本经济，以民为本的经济。它包括如下一些特征:其一，民营经济在全部经济总量中占较大比重。在2001年的GDP总量中，民营经济占80%以上;在税收总额中，非国有经济完成了424.01亿元，占73.8%;在从业人员中，在非国有经济领域的从业人员达到94.2%，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非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61.4%。其二，民本经济倡导自愿、公平和互利的原则。因为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民间经济生活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是与国家并列的提供资源与机会的源泉，较为独立的社会群体如企业家群体、个体户群体和知识劳动者群体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他们有权决定本企业的发展路径，较少受到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截止2001年底，浙江的个体工商户已达158.03万户，私营企业20.88万家，而全部和部分迁往上海的个体私营企业已经有5万家。在政治环境方面，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四不”方针，使政治子系统按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较顺利地实现了对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四不”方针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坚持发展不动摇。在抓发展方面，浙江一直是抢抓机遇，争得先发优势，走在全国前列。

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选择，实行多样化发展，对各种不同发展路径的尝试予以满腔热情的支持，使浙江在民营经济的发展方面出现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二，敢于实践不争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浙江人发扬了敢闯敢冒、敢为人先的精神，较早地对传统的理论进行突破，较早地发展商品经济，较早地培育市场体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争论和非议，坚持从实际出发，少说多干，保护群众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面对议论不争论，面对问题不护短，面对改革不动摇。第三，积极引导不放松。政府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采取各种不同引导方式。促进其健康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先发展后管理，先流通后交通，先繁荣后市容，先生产后基础，先无序后有序的方法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当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到一定层次以后，又积极引导其进行第二次创业。第四，规范行为不越位。首先是规范政府的行为。主要是转变政府职能，依法行政，管好宏观，搞活微观。其次是规范企业行为。充分发挥各种中介机构、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实行按市场原则的管理。另外还规范社会行为。主要是加强城市交通、治安、社区管理，保护环境、打假治劣、倡导信用，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民主政治。“四不”方针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浙江的发展进程，体现了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全能政府”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符合WTO规则要求的“有限政府”的转变过程。在文化环境方面，在中华大文化系统中的浙江区域文化有很强的商品经济意识和观念，从历史上看，这种意识和观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浙江区域文化中有独特的财富观念。

对浙江特别是对温州经济有较大影响的“永嘉学派”对财富的设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财富观有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财富的归属方面，“永嘉学派”的观点有其独特之处，“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就主张维护商人在市场上的“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以使商人能够“自利”，而反对国家取得轻重之权，反对国家把商人之利变成“国利”。他维护私商，反对官商，这与历来“轻重论”者重官商轻私商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其二，浙江区域文化中有独特“本末论”。叶适就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本抑末”之论，主张要重本，也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工商业，它提倡大力发展工商业，认为“夫四民(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其三，浙江区域文化中还有独特的“义利”观念。“永嘉学派”主张义利并举，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强调应“以利和义”、“义利双行”，不“以义抑利”。最后，浙江区域文化中还有独特的务实观念。反对空谈、讲究实效，是浙江区域文化中的独特之处，是“永嘉学派”的精髓。“永嘉学派”历来主张在经济活动中要“不因利小而弃之”，“不因低贱而不为之”，叶适还非常明确地提出:“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

为此，明清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概括“永嘉学派”的特点时强调指出:“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浙江区域文化中的商品经济意识和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绍兴模式、台州模式等发展思路中获得了发扬与光大。“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特色，正是在上述文化观念的支撑下形成的。可以说，使浙江文化具有明显区域性特征的“永嘉学派”义利并举的思想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不言利”的观念，也不同于西方文化中金钱至上的观念，它使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具有了与一般南方人不同的豪爽之气。总之，由历史文化积淀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发扬、光大了的浙江区域文化适应了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它的财富观念、义利观念、“本末”之论和务实观念对于浙江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成、催化作用。上述分析表明，浙江经济的发展已经具有了十分明显的社会整体性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一特征，浙江经济的发展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历史跨越。然而，它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向“经济强省”、“教育强省”、“文化大省”的过渡，还需在各方面实现新的擅变。

三、局限性与对策:浙江经济发展的社会整体性趋势再思考

浙江经济发展的社会整体性趋势，使浙江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几年中获得快速增长，在全国的排位由原来的十几位提高到第四位。毋庸置疑，这一发展趋势对于浙江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由于这一发展趋势的目标是以市场经济原则为中心确立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和缺陷，须进一步调整与完善。

其一，以市场原则为核心确立的目标体系，难以将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纳人到目标体系中来，导致目标体系中既缺少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也缺少相关的激励措施，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难以落到实处。应该说，这一问题就世界范围而言还是一个尚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的问题。

在几个发达国家中，它们还只是在小范围内注意了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是，为了维持那里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比较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以不到世界巧%的人口数量占有并消耗世界80%以上的资源和财富;发展中国家希望摆脱贫困、愚昧和落后的困境，对自然资源进行着无节制地大量的开采，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在不断恶化。浙江的以市场原则为核心确立的经济发展的整体性思路也存在类似的局限性和缺陷，尽管政府部门在此方面已经作了较多的努力，但是由于大环境中尚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就全国范围而言，再造“秀美山川”还只能是几十年以后乃至更长时间内的目标，因此，局部范围内将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第一目标和原则还有很大的难度，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经济发展还只能是特例，所以，目前此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似乎也是难以避免的了。但是，必须在此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

其二，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系已经在客观上失去了将社会活动的三大领域以政治为中心统合为一个整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建立一个既能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又能从全社会公众利益出发，独立于市场经济领域，独立履行“公共”职责的政治体系和有限政府的目标还须作更多的努力。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研究报告认为“单是指令向市场的转型就是变幻莫测的:人们亲眼目睹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崩溃。

同样，从乡村型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有许多风险。在富裕的工业国家中这一转型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进程被缩短到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应当说，在这一进程中既可“产生强大的旋涡和逆流”，①也可形成巨大的发展机遇。由于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存在，使得政治体系的调整和政府职能的转换长时期处于如下一些矛盾状态中: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家(或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定，受到法律的约束;但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进程中，市场体系的培育、国有企业的改革、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张等重大问题的存在，又要求政府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社会的转型要求政治体系在其核心职能即管理社会的权力功能之外，不断增加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职能，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却往往使许多政府部门丢掉了管理社会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宗旨，甚至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将经济利益目标作为唯一的导向，忽略了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应当说，这样的问题在全国范围是普遍存在的，浙江的特点在于，体现在“四不”方针上的有限政府的建立有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以社会管理为中心的政府职能的建设还须作较大的努力。

其三，在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的文化也将发生重大的转变，即它将由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政治文化向适应市场经济的世俗文化转变;在文化单纯的功利化倾向中增加“以人为本”的内涵;同时，它还将面对世界强势文化的挑战。应该说，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的市场化进程也是一种世俗化过程，即从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向可以构成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和道德标准的世俗文化的转变过程。

在此方面，浙江的发展早且快于全国的其它地区，一方面，如前所述，浙江在历史上就形成了特殊的财富观、义利观、务实观和“本末论”，已经接近适应市场经济的世俗文化;另一方面，同其它沿海地区一样，浙江在近代较早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又较早受到临近的港、澳、台“儒家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浙江，市场经济的观念广植人心，人们较早开始崇尚利润最大化机制、竞争机制、资本积累机制、分工协作机制等，使浙江的商品经济获得先期发展。

虽然，在此方面浙江世俗文化中的经济意识、世俗意识、主体意识、闲暇意识还须进一步整理、发展和完善，但是，浙江文化方面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如下两方面:一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本土文化必然遭到文化全球化的挑战，作为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同质化进程，它如何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保留自己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和认同基础;二是如何在世俗文化中增进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和人自身道德的累积，改变世俗文化中单纯凸现物欲和功利的倾向，因为，在这一文化体系中，还没有形成以人的自身发展为最高原则的理念和目标，“以人为本”还只能局限在以人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为根本的社会原则中，各种科学技术的发明均围绕着此目标进行，关于人类精神的升华、人的道德的累积还只能更多地停留在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官员的案头之上。

关于前两方面的问题，即经济和政治系统方面的问题，本文不作更深入的探讨，现只对第三方面问题，即文化的转型问题作一点分析。

笔者总的思路是探讨如何增进文化的竞争力。浙江作为沿海地区经济外向度较高的省份，面对中国已经加人WTO这一大背景，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所谓文化竞争力，笔者作如下分析。首先是关于文化力的界定，本文同意这样的论证，即文化力包含几种力量:一是包括科技、教育在内的知识力量;二是包括理想、信念、道德和价值观在内的精神力量;三是作用于现实生活的传统文化力量。它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强大的内在驱动力。由此，笔者对文化竞争力作如下界定，所谓的文化竞争力就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和企业超越经济之上的因其在知识和精神力量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这是比单纯的价格竞争、成本竞争和营销竞争等经济竞争更具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竞争能力。

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状态下，因文化竞争力而形成的竞争能力更具挑战性和现实性。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在产品价格方面的竞争优势，它除了力争在商品的质量、售后服务、营销方法、商品包装和广告宣传等方面保持较大的优势之外，则更多地在文化竟争力方面增强其特点和优势，特别是在具有较大文化含量的产品品牌和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质量标准等方面作更大的投人。

从这样的思维逻辑出发考虑，浙江在文化竞争力方面的弱势主要体现在知识竟争力方面:首先，在科技知识方面，浙江虽然已经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和科技强省的口号，但是，浙江不仅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其科技发展水平处于弱势，即使就国内而言，它的科技发展水平与一些先进的省、市、区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浙江必须在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方面有重大的举措，才能有所突破。其次，浙江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有较快的发展，浙江已经提出建设教育强省的目标，借鉴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路，浙江省更多靠高等院校自身筹措资金进行规模扩张的路径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此方面完全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是不可取的，政府在此方面必须有较大的作为。

最后，浙江尚须对已经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的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发展和完善，使之升华和光大。在进一步强化浙江传统文化的财富观念、义利观念、务实观念和“本末论”的同时，增强其“以人为本”的观念，注重人的价值和人自身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强，文化竞争力作为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浙江经济发展中，商品竞争力和销售竞争力的塑造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文化竞争力则刚刚从自然生成阶段向有意识地开发与塑造阶段过渡，在许多方面才是刚刚起步。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浙江“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无疑将使其文化竞争力的形成进人时代发展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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