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发布时间：2020-10-26 00:52

　　 中国在高速增长阶段基础设施投资保持了快速增长,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基础设施投资部分转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本文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在供给侧所影响的具体生产技术和在需求侧所涉及的投资的产业来源构成上均存在差别。当制造业的资本产出弹性较高且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品替代弹性较低,或者制造业的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较高时,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将在供给侧通过提高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和实际产出比重推动制造业升级,通过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和名义产出比重推动服务业发展;当生产来源上新型基础设施的服务业投入比重高于传统基础设施时,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将在需求侧通过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和名义产出比重拉动服务业发展。本文关注到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正在转型,从这一视角发展了结构转型和基础设施的理论研究。本文为新时代政府推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建议政府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的新机遇,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把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和优化经济结构的有效结合点,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部分图文】：

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引入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的两个不同特征。一方面，从供给侧看，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影响的具体生产技术存在差别。不同于现有文献提出的传统基础设施形成公共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Barro,1990;Turnovsky,1996;Glomm and Ravikumar,1997），新型基础设施提高了资本扩展型技术。这是因为，新型基础设施已呈现出深度学习、自主操控、万物互联、人机交互等特征，这些特征首先赋予机器设备更强大的识别、学习、计算和协作能力，使资本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趋势，体现为资本扩展型技术。据预测，5G网络通过实现网络功能的灵活高效和智能配置，将构筑万物互联的基础设施，提升海量终端的响应速度和服务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无人驾驶、金融、供应链、教育医疗、数字政府和智能城市等多个应用前景中的普遍模式是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和促进机器替代人力。在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Graetz and Michaels(2018）、陈彦斌等（2019）的理论模型中，人工智能均体现为自动化过程，即用资本替代劳动，提高了资本扩展型技术。在Sachs and Kotlikoff(2012）、Nordhaus(2015）、Berg et al.(2018）的理论模型中，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首先提高了资本或机器的技术。总之，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更大幅度地提高资本相对劳动的边际产出，从而促进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同时可能会更大幅度提高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出，从而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另一方面，从需求侧看，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产业来源构成存在差别。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制造业生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在生产来源上的服务业投入比重相对更高。这是因为，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更加需要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通用技术的研发创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这些均来自服务业生产；与之相对，传统基础设施投资更加依赖钢材、水泥和机械设备等工业产品，这些均来自制造业生产。从5G产业投资看，底层技术研发、网络运营服务、核心技术部件供应、信息设备制造和软件应用设计是主要领域；从人工智能产业投资看，自动化、无人驾驶、面部识别、金融和教育医疗是主要领域，这些都依赖于大量的研发和服务投入。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工业互联网平台，而平台的本质是通过网络采集海量工业数据，并提供数据存储、管理、呈现、分析、建模及应用开发环境，这也需要数据服务的持续投入。(1)(附2)总之，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将需要更大比例的服务业增加值投入，从而提高服务业的产品需求。

表1汇报了主要变量从第1期到第30期的变化。基准模型中，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和实际产出比重分别提高0.268和0.004，服务业就业比重和名义产出比重分别提高0.373和0.150。在新型基础设施的基准投资情形下，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和实际产出比重将分别提高0.377和0.011，服务业就业比重和名义产出比重将分别提高0.572和0.395。因此，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较为显著地促进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使得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和实际产出比重分别提高0.109(=0.377-0.268）和0.007(=0.011-0.004），服务业就业比重和名义产出比重分别提高0.199(=0.572-0.373）和0.245(=0.395-0.150）。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名义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实际产出大幅下降，制造业实际产出比重在一段时间有所降低后反而转为上升。如前文理论分析，这是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在需求侧对制造业实际产出比重的负向影响和在供给侧的正向影响相互抵消的结果，同时也使得制造业实际产出比重的变化幅度较小。

本文还通过在更大范围内改变影响产业生产特征的参数，即改变两个产业部门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σj与影响资本密集程度的参数αj，做了更多敏感性分析。(1)(附6)结果表明，当两个产业部门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全部降到1以下时，新型基础设施对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的影响由提高转为降低，但影响程度的绝对量依然有限。除此之外，无论两个产业部门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是否大于1，还是资本密集程度是否显著降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都无明显变化。考虑到新型基础设施还处于技术发展前期，随着一些关键技术和集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新型基础设施对生产技术的影响和对服务业投入的依赖程度等特征可能会发生明显变化，为此，这里关注影响新型基础设施特征的参数变化。
【相似文献】

相关期刊论文 前10条

1 潘雅茹;罗良文;;廉洁度、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01期

2 王飞;;中国-巴西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进展、挑战与路径选择[J];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01期

3 本刊编辑部;;建设可持续基础设施[J];国际工程与劳务;2017年02期

4 朱安琪;;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文献综述[J];现代经济信息;2017年05期

5 达青;;会计: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基础设施作用[J];财务与会计;2017年16期

6 韩亮;张亚洲;;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1期

7 赵飞;;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分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5年09期

8 克雷顿·哈兹维内·胡木布奴;孙成功;;坦赞铁路后的非洲:回顾中国参与区域基础设施开发而深化和拓展非洲一体化的经验[J];非洲研究;2016年01期

9 李俊强;臧振瑞;;基础设施建设是中美合作的关键点[J];祖国;2017年08期

10 金立群;;金立群:促进基础设施投资 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J];当代金融家;2017年05期

相关博士学位论文 前10条

1 Imran Ur Rahman（拉和曼）;基础设施与贸易：基于中国和亚洲某些经济体的实证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8年

2 李森圣;基础设施投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研究[D];重庆大学;2015年

3 蔡新民;经济增长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研究[D];吉林大学;2017年

4 黄森;空间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D];重庆大学;2014年

5 李献国;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7年

6 赵鹏;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D];吉林大学;2017年

7 徐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差异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7年

8 刘育红;“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D];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

9 Edun Adetunji Olufemi;FDI对基础设施发展的互动效应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1年

10 于忠江;公路建设对劳动生产率与人均收入的影响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8年

相关硕士学位论文 前10条

1 李宏武;基础设施投资对新疆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实证研究[D];新疆财经大学;2013年

2 热米拉·托合提;新疆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新疆大学;2011年

3 丁玮;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与创新产出[D];华侨大学;2019年

4 陈圣;宽带基础设施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9年

5 张浩;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基础设施投资辐射效应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9年

6 欧筱蕾;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研究[D];厦门大学;2018年

7 王振;中国在东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参与[D];南京大学;2019年

8 许子莹;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产能合作研究[D];兰州大学;2017年

9 冯晓炜;生产性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城乡收入分配效应[D];厦门大学;2018年

10 周伊威;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的影响[D];南京大学;2019年

本文编号：2856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