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混频和网络关联模型

发布时间：2020-10-26 02:13

　　 本文运用波动溢出和网络关联方法,研究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和关联水平。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关系具有时变性、动态性和非对称性,在重要不确定事件发生时溢出关联水平显著增强;主要发达经济体是不确定性的净溢出国,而新兴经济体是净溢入国;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溢出关联水平通常是由低频关联水平所驱动,其溢出关联水平主要受长周期、持续性不确定性事件影响。为有效防范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在重点关注外部低频、持续性不确定事件的同时,监管层还应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的弹性,以抵御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
【部分图文】：

静态波动溢出分析显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各国之间具有非对称性的溢出效应，为了进一步掌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动态时变关联关系，本部分利用滚动窗口期法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关系进行动态估计，并将窗口期设定为60个月，因此估计结果从2002年1月份开始。图1显示18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总体溢出指数，代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测误差方差中其他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而形成的指数，反映经济系统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总体关联水平。可以发现，关联水平在样本期内的最小值为49.50%，最大值为93.49%，平均溢出水平为71.56%。该指数有效地捕捉了关键事件的溢出状况，如在2002-2004年受互联网泡沫和第二次海湾战争影响，政策不确定性关联水平显著提升，该期间的平均关联水平为78.91%，并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达到阶段性的最大值90.14%。2008-2013年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水平迅速从50%左右提升至93.49%，关联程度大幅提升，该阶段的总体关联程度为80.48%。此后受欧洲移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法国混乱等事件影响，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关联程度再次显著增加，达到阶段性的最大值85.44%。

由此可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关联水平通常是由低频关联水平所驱动，这一结果与Baruník and Krehlík(2018）得出的结论一致，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联水平主要是受长周期、持续性的不确定事件影响。相对于市场噪声、投资者情绪等影响时间较短的高频事件而言，持续性的不确定事件（如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英国脱欧等不确定事件）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溢出的驱动力量。（四）基于网络关联关系视角的分析

为了更好地突出每个经济体在总体经济溢出中的作用，本文利用网络关联分析不同国家间关联水平的动态关系以及在经济体中的节点位置。图3显示，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最为显著，关联水平较高。通过比较金融危机前后以及全球重大事件年份的不确定性网络的特征，可以发现在金融危机前后的溢出关系图具有显著的差异性，2008年的溢出关系条数显著大于2007、2009年。同样，在2012年欧债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事件以及2017年特朗普当选和2018年中美摩擦等事件发生时均出现网络关联水平显著增加的现象。这表明，在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影响下，全球各国之间的不确定性关联水平会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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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56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