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跨境多数并购的前因组态及其绩效研究
发布时间：2021-11-03 20:59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跨境并购中选择多数并购,即并购目标企业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股权,然而,却并未取得满意的结果。故而,在这一现实情境下,两个极具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的核心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中国企业选择多数并购是否存在不同的引发路径?不同路径导致的多数并购又是否对并购后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紧扣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包括如下三个环环相扣且层层递进的研究内容:内容一,系统地述评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研究文献,总结已有研究进展、识别存在的局限性和指出未来研究方向;内容二,探索引发中国企业选择多数并购的不同前因组态（路径）,并揭示不同前因组态背后的理论解释;内容三,根植于研究二的结果,继续探索不同前因组态对并购后绩效的差异化影响。在上述三个研究内容的指导下,本文主要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1）通过系统的文献述评方法,从前因与后果两个方面对过去15年（2004-2018）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研究进行述评,提出了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的整体研究框架与未来研究方向;（2）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十年（2006-2015）实施的跨境并购事件,揭示了行业相关性、文化距离、目标企业规模、东道国国家风险...
【文章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 211工程院校 985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17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002-2018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股权选择趋势图
第一章绪论7QCA方法与回归分析方法的结合实现了优势互补和劣势不重叠的效果。QCA方法长于识别多个条件共同作用导致结果产生的不同路径，短于无法量化不同路径。而传统回归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探讨单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劣势则是在于难以处理超过三个以上的交互效应以及难以实现经验分类。将两者相结合，两者的优势均得到充分发挥，且一种方法的劣势通过另外一种方法的优势得以克服。值得说明的是，本文将两种方法相结合，并非简单的相加，而是真正的相乘、相连、相融，这从本文两个研究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两个研究方法之间的技术连接得以反映。在研究问题的逻辑关系上，两个研究问题存在着前后相依的关系。问题一是问题二的基础，没有问题一，问题二将无法展开；在技术连接上，QCA方法产生的组态正是分类的基础，基于此，使用每个并购事件在不同组态上的模糊集隶属分数，创建跨境多数并购的不同类型，而这些构成回归分析中的自变量。由上可知，无论是本文的两个研究问题，还是在研究问题指引下的定性与定量两个研究方法，均是融为一体的。1.4.2研究范式间的差异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与定量方法研究范式之间的显著差异已被相关混合方法研究详细论及（Goertz&Mahoney,2012;Creswell&Clark,2017;Molina-Azorinetal.,2017），故而本文仅介绍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与定量方法研究范式在研究特定现象之因果上的差异，并辅之以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研究为例进行描述。图1-2定量方法研究范式下研究因与果的模型在定量方法研究范式中，多是集中于分别探讨特定现象的前因和后果，同时探讨特定现象的前因与后果的研究目前尚少，尽管可能呈现增加的态势。以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研究为例，在国内外59项研究中，仅有2项研究同时考察了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的前因
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使其在管理实践上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那就是难以提供精准有效的实践启示。例如，假设我们发现多数并购与并购后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我们不宜笼统地建议管理者应该在跨境并购中购买更多的股权以取得好绩效，尤其是在股权选择与并购后绩效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其他结论的情况下。因为这样的建议并未指明何种原因导致的多数并购能够带来好绩效，或者何种原因导致的多数并购会有损并购绩效。如此，管理者也就无法“趋利避害”地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而选择合适的股权策略。图1-3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下研究因与果的模型基于系统论的观点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作用原理，本文形成了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下的研究模型（如图1-3所示）。与定量方法研究范式中同时研究特定现象的前因和后果的模型图（图1-2）不同，这一模型很好地解决了定量方法研究范式存在问题。首先，在前因之间的相互联系上，该模型认定前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且不同前因会以不同的形式组合而形成不同的影响路径，其对股权选择具有同等的影响效果。其次，在因果相连上，当探讨股权选择对并购绩效的“净效应”时，股权选择并非是一个单维的概念，而是多维的、多类型的概念，而这种维度和类型的划分依据正是来自于前因分析中获得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 张明,杜运周. 管理学报. 2019(09)
[2]文化距离与中国海外并购绩效:基于跨国并购经验的实证研究[J]. 裴瑱,彭飞. 经济经纬. 2019(05)
[3]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整合组态与并购整合绩效关系研究[J]. 黄嫚丽,张明,皮圣雷,陆诗夏. 管理学报. 2019(05)
[4]中国企业“凭什么”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基于94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J]. 张明,陈伟宏,蓝海林. 中国工业经济. 2019(04)
[5]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述评与展望[J]. 张明,蓝海林,曾萍.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9(02)
[6]企业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综述——知识基础、理论演化与研究前沿[J]. 张明,蓝海林,陈伟宏. 经济管理. 2018(09)
[7]企业海外收购动因会影响股权选择吗?——兼谈企业盈利能力的调节效应[J]. 赵毅,乔朋华.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8(02)
[8]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政治关联与创新绩效——基于并购异质性视角的解释[J]. 高厚宾,吴先明. 国际贸易问题. 2018(02)
[9]企业特定优势、国际化动因与海外并购的股权选择——国有股权的调节作用[J]. 吴先明. 经济管理. 2017(12)
[10]中国企业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股权的关系研究[J]. 黄嫚丽,张慧如,刘朔. 管理学报. 2017(08)
本文编号：3474341
【文章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 211工程院校 985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17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002-2018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股权选择趋势图
第一章绪论7QCA方法与回归分析方法的结合实现了优势互补和劣势不重叠的效果。QCA方法长于识别多个条件共同作用导致结果产生的不同路径，短于无法量化不同路径。而传统回归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探讨单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劣势则是在于难以处理超过三个以上的交互效应以及难以实现经验分类。将两者相结合，两者的优势均得到充分发挥，且一种方法的劣势通过另外一种方法的优势得以克服。值得说明的是，本文将两种方法相结合，并非简单的相加，而是真正的相乘、相连、相融，这从本文两个研究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两个研究方法之间的技术连接得以反映。在研究问题的逻辑关系上，两个研究问题存在着前后相依的关系。问题一是问题二的基础，没有问题一，问题二将无法展开；在技术连接上，QCA方法产生的组态正是分类的基础，基于此，使用每个并购事件在不同组态上的模糊集隶属分数，创建跨境多数并购的不同类型，而这些构成回归分析中的自变量。由上可知，无论是本文的两个研究问题，还是在研究问题指引下的定性与定量两个研究方法，均是融为一体的。1.4.2研究范式间的差异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与定量方法研究范式之间的显著差异已被相关混合方法研究详细论及（Goertz&Mahoney,2012;Creswell&Clark,2017;Molina-Azorinetal.,2017），故而本文仅介绍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与定量方法研究范式在研究特定现象之因果上的差异，并辅之以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研究为例进行描述。图1-2定量方法研究范式下研究因与果的模型在定量方法研究范式中，多是集中于分别探讨特定现象的前因和后果，同时探讨特定现象的前因与后果的研究目前尚少，尽管可能呈现增加的态势。以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研究为例，在国内外59项研究中，仅有2项研究同时考察了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的前因
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使其在管理实践上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那就是难以提供精准有效的实践启示。例如，假设我们发现多数并购与并购后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我们不宜笼统地建议管理者应该在跨境并购中购买更多的股权以取得好绩效，尤其是在股权选择与并购后绩效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其他结论的情况下。因为这样的建议并未指明何种原因导致的多数并购能够带来好绩效，或者何种原因导致的多数并购会有损并购绩效。如此，管理者也就无法“趋利避害”地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而选择合适的股权策略。图1-3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下研究因与果的模型基于系统论的观点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作用原理，本文形成了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下的研究模型（如图1-3所示）。与定量方法研究范式中同时研究特定现象的前因和后果的模型图（图1-2）不同，这一模型很好地解决了定量方法研究范式存在问题。首先，在前因之间的相互联系上，该模型认定前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且不同前因会以不同的形式组合而形成不同的影响路径，其对股权选择具有同等的影响效果。其次，在因果相连上，当探讨股权选择对并购绩效的“净效应”时，股权选择并非是一个单维的概念，而是多维的、多类型的概念，而这种维度和类型的划分依据正是来自于前因分析中获得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 张明,杜运周. 管理学报. 2019(09)
[2]文化距离与中国海外并购绩效:基于跨国并购经验的实证研究[J]. 裴瑱,彭飞. 经济经纬. 2019(05)
[3]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整合组态与并购整合绩效关系研究[J]. 黄嫚丽,张明,皮圣雷,陆诗夏. 管理学报. 2019(05)
[4]中国企业“凭什么”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基于94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J]. 张明,陈伟宏,蓝海林. 中国工业经济. 2019(04)
[5]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述评与展望[J]. 张明,蓝海林,曾萍.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9(02)
[6]企业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综述——知识基础、理论演化与研究前沿[J]. 张明,蓝海林,陈伟宏. 经济管理. 2018(09)
[7]企业海外收购动因会影响股权选择吗?——兼谈企业盈利能力的调节效应[J]. 赵毅,乔朋华.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8(02)
[8]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政治关联与创新绩效——基于并购异质性视角的解释[J]. 高厚宾,吴先明. 国际贸易问题. 2018(02)
[9]企业特定优势、国际化动因与海外并购的股权选择——国有股权的调节作用[J]. 吴先明. 经济管理. 2017(12)
[10]中国企业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股权的关系研究[J]. 黄嫚丽,张慧如,刘朔. 管理学报. 2017(08)
本文编号：347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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