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

  本文关键词：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中国公共管理论坛

减少财政的社会性开支。而1979~1980年的此次危机发生时，这种曾经“有效”地转移资本原始积累期间宏观波动代价的方式因政治层面的改变而再难实行；再加上1979年以后第二、三批回城大龄知青的就业压力，遂使国家经济和城市社会遇到的挑战因碍难转嫁而空前严峻（董筱丹、温铁军，2008）。中央政府不得不采用休养生息、财政“甩包袱”、城市各单位“子女顶替”和“办三产”等带来一系列重要后续变化的应急措施来应对集中爆发在城市的危机。

支的利益主体；于是，全国数千个市、县，乃至数万个乡镇（公社）的政府就都有了完成本地资本原始积累的利益需求（温铁军，1996）。

同时，随着1984~1986年全国范围“撤社建乡，撤队建村”的农村行政体制改革的完成，乡镇及以下构建了中国历史上人员数量最庞大的基层政府；但国家并没有提供维持其运转的财政资源，反而要求乡镇政府自行“统筹”。这也使得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获得收益。于是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以地兴企”为特征的第一次“圈地运动”。

2.财政包干使地方政府成为新一轮工业化的投资主体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应对城市经济危机、缓解财政赤字和就业压力而采取的应急办法都被称为改革；归纳此类改革措施，其核心可以概括为“放权让利”。其中的一项最为重要内容就是“财政分级承包”———将财政收支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同时甩掉承担其开支的包袱②。

3.地方主导“以地兴企”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中国地方政府在启动地方工业化时所面临的资本高度稀缺的窘境，与建国后中央政府启动国家工业化时的情形相似。

不同的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交恶投资中辍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利用农业集体化转制为多种经营的人民公社及其组织资源，一方面得以成规模地投入劳动力以替代稀缺程度为0的资本，一方面利用统购统销中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占有农业剩余，最终，艰难地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温铁军，2008）。而地方政府在

1980年2月1日，国务院下达《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明确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核定地方财政收支包干基数。到1985年，中央又将与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体制进一步修订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1988年，进一步推行了财政承包制的新模式：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实行了六种不同的包干方式。

80年代初启动工业化时，虽然有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总体上已经不可能具有中央政府那种成规模地集中投入劳动力替代资本和利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直接剥夺农业剩余的条件。

这使得地方政府放任基层乡村利用本地的剩余劳动力和几乎零成本的土地资源（或其他在地自然资源）开办企业，并利用“乡土中国”非正式制度约束条件下的内部交易费用低的优势，以及“小农理性”特性被放大到社区理性范围后可以不计辛苦的劳动投入和内部化自我剥夺。

期间，地方政府顺势充当理性的投资主体，是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StateCorporatism）”，，

沿用的是中央政府主导的“政府公司主义”工业化特殊路径③。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农地转为工商业用地的增值收益、劳动者的工资及福利都可以因内部化而零成本地、无条件地直接转入乡村集体企业的积累；可见，在以轻、小型工业为主的地方工业化进程中，这些乡土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事实上成为替代稀缺资本要素而进行原始积累的“比较优势”。

20世纪80年代财税体制改革，既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结构，扭转了中央财政在“统支”体制下赤字年年攀升的局面；也扩大了地方政府在支出上的自主权，使得地方政府有条件成为新一轮地方工业化的投资主体。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只大致完成了国家一级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地县以下工业基础普遍薄弱。财政分级承包使得地方政府大部分成为自主收

1979~1983年，社队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4.5%；到1983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增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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