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申诉和措施中的政治经济因素实证分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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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申诉和措施中的政治经济因素实证分析（下）

2011-8-18

　　在模型七中Gdprate比较显著，但是Outputrate并不显著，即使在模型八中将Gdprate删除之后，Outputrate仍然不显著。这与之前的分析稍有不同，在表2的模型四中，Outputrate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显示对华反倾销裁决中具有特殊性的地方。一般来说，反倾销主管部门在裁决反倾销是否成立时，考虑Outputrate更有实际意义。但是在表3中，宏观经济因素Gdprate对反倾销措施的影响更显著。这暗示不管该产业是否受到了“实质损害”，只要当时该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好，那么很可能对华反倾销裁决会获得肯定的通过。这也显示对华反倾销裁决的随意性，以及反倾销措施的不合理性。　　

　　六、结语

　　反倾销受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处于不同产业的企业会为着自身利益提起反倾销申诉，同时通过院外活动或代理人影响反倾销裁决过程。本文运用1985－2000年分国家、分产业、分年度数据和混合Logit方法对反倾销申诉和措施中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政治经济因素在企业提起反倾销申诉以及政府审理并执行反倾销措施过程中起到了决定作用。

　　首先，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寻求反倾销保护，因为其能够支持调查过程中的联合诉讼费用。政府也会较支持该产业的反倾销诉讼，因为该产业对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压力将影响政府的最终决策，政府不得不考虑就业情况对选举产生的影响。这种效应在对华反倾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沉没成本高的企业也会提起更多反倾销。沉没成本高，企业转型难，在受到进口较大的竞争压力情况下，就较有可能发起反倾销申诉，也更有可能游说政府对其发起的反倾销申诉进行支持。而政府在调查过程中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可能会支持企业的反倾销申诉，以获得更多回报。

　　最后，本文还发现以下几种情况下的产业更易于发起反倾销申诉，政府也更倾向于执行反倾销措施。产业是钢铁业和化工业产业（这两个产业都是解决了大量就业并且工会力量强大的产业）；具有较大的贸易逆差（导致企业面临较大的进口竞争压力）；以前曾发起过反倾销（示范效应和累积效应）；产业处于产出下降期和宏观经济衰退期（这种情况下企业易于提供产业受损的信息）。对华反倾销的分析发现，GDP增长率比产业产出增长率更显著地影响了对华反倾销的裁决，这显示了对华反倾销裁决的随意性及不合理性。

　　本文分析证明，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会对反倾销申诉和反倾销措施产生重要影响。在西方民主国家，国内的政治诉求集中反映在选举和议会投票的过程中。虽然反倾销主管部门（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过程相对独立，，但却也不可能不受选民以及议会的间接影响。因此，尽早加强我国在外国选举和议会投票过程中的游说工作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也要考虑贸易伙伴国家内部有影响的利益集团，要让这些利益集团分享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好处，例如有针对性地吸引外资进入中国以及鼓励中国企业去国外投资。通过使中国的利益与国外利益集团的长期利益相一致，国外利益集团会自动游说本国政府，以避免产生反倾销损害自身利益。①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贸易摩擦、争端的成因及解决机制研究”（05JZD00015），南开大学人文科学青年项目“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分析”（NKQ09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金融危机对APEC的影响”（2009JJD790025）的资助。同时，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事实上我们无法严格区分到底哪些是政治经济因素，哪些是宏观经济因素等等。因为即使是宏观经济和国际贸易也会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例如进口国经济衰退、国内企业利润率下降，为了生存，企业更有可能加大游说力度，寻求政府的保护。

　　②关于沉没成本，经济学家们有多种解释，且大多与固定成本的概念联系起来。Baumol和Willig（1981）的考察揭示，固定成本不随产出的变化而变化，但会随生产的停止而消失，而沉没成本并不会随生产的停止而消失。不过Tirole（1988）认为，固定成本只是在短期内才是沉没的，而沉没成本可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创造收益流，但却永远不能加以回收。Mata（1991）定义沉没成本为：不可撤销的用于某一特殊用途，且退出时不可回收的企业成本。

　　①概率密度函数和累积分布函数分别为。

　　①例如欧盟对华自行车反倾销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自1993年起，欧盟认定中国自行车企业存在对欧盟低价倾销的情况，并开始征收高达30.6%的反倾销税起，国内自行车企业通过出口自行车零部件，在欧洲形成零部件进口和装配行业，几年下来部分夺回欧洲市场。当欧洲自行车工业于1996年再度向欧盟申诉时，欧洲的自行车零部件进口和装配行业已经形成相当规模，一旦此次中国企业被征收反倾销税，必然殃及这些欧洲企业。中方律师团利用这支力量成功说服了7个欧盟成员国政府站到了中方一边。此外中方律师团又发现，几乎所有的欧洲申诉企业，都从中国进口自行车零部件，其中最大的一家申诉企业，就是名列申诉企业榜首的DERBY公司，它恰恰又是最大的中国自行车零部件进口商和用户，中国律师团因此对其晓以利害。就在欧盟决定立案短短两周后，这家公司就向欧委会寄去了公开撤诉信，最后，欧洲32家申诉企业中，有17家企业公开宣布撤诉，中方律师通过欧盟成员国政府向欧委会建议要求重新审查申诉方的申诉资格，最终使欧委会宣布无税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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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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