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七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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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七点思考

   摘要: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还有艰巨的完善任务。辩证而历史地看,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分析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所产生的问题而展开研究的,但我们在改革中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暴露出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所产生的问题,有较多的相同之处。为此,本文在理论上综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分析,并在实践上,结合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过去 20余年体制改革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七点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制度分析;完善17世纪中叶至边际革命之前,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在此历史时期产生的以劳动价值论、市场竞争和自由放任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使命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与内部联系,还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据与原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双重历史使命,决定了它不能忽视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阶级关系的研究。事实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到它完整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其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特征是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以及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相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运行机制的有机结合。但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运行机制相结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某些偏差,致使到目前为止,

   还只是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还有漫长而艰巨的完善任务等待完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过程中,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者针对当时阶级对立、市场无序、缺乏法治、伦理缺失等社会经济问题, 认真分析、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并相应地提出了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来建立、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政策。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所产生的问题而展开研究的,但现实地看,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成长过程中, 尤其是在改革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所产生的问题,有较多的相同之处。为此,本文在理论上综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　收稿日期:2003-09-20 作者简介:周小亮(1963-),男,福州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　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分析,并在实践上,结合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过去20余年体制改革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若干建设性建议。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的制度分析　　(一)英国古典学派与法国重农学派的制度分析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初期,英国的古典学派(包括自由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家与启蒙道德哲学家)与法国的重农学派,在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哲学思想的支配下,深入地探讨、研究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赖以立足的制度基础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以产生与存在的基本依据。自由和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基础。因此,要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就必须颂扬自由与私有产权。

  为此,乔尔德·蔡尔德 (Child·J., 1630-1699)、约翰·洛克(Locke·J., 1632-1704)等哲学思想家,从理性主义角度,反对作为国家主义经济学的重商主义,提出超越重商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他们认为,来自劳动的财产是自然的权利;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必须确保人们的自由与财产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消除旧秩序对自由经济发展的限制措施。蔡尔德提出: “自由和财产权,有益于增加贸易和任何国家的进步。”“为了英国商业的利益,应该让所有人在他们愿意的时间和地点自由地想怎样就怎样生产任何长度和大小的织物和布料”①。洛克强调,人类社会要摆脱霍布斯的充斥战争、暴力与欺诈的“自然状态”,则必须用契约与理性规则来建立市民社会,其中,核心的是要人民互保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他说:“理性即法律,它教导全人类都要遵守它,所有人都要平等和独立,没有人可以对另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予以伤害。”② 苏格兰启蒙道德哲学家休谟(Hume, 1711— 1776)、弗格森(Ferguson)等从制度产生与演化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立足的制度基础。休谟认为,经济社会的出现是演化过程的结果,而这一演化过程除赋予这些社会以共同的性质之外, 还赋予每个社会以特定的性质。

   在《人性论》中, 休谟指出,私有财产应当承认,因为它在物质稀缺社会条件下具有社会有用性③。他还指出,正义的规则或财产原则可以被称为“自然法则”,它们可以是人为的(artificial),但不是任意的(arbitrary)④。对此,弗格森在《文明历史随笔》中说:“社会形式的起源是模糊不清且确无定论的。早在哲学出现以前,它们产生于人的本能,而不是人的思索,…… 我们把它们归为先前的规划,它们只有在经历之后才会被知道。人类的任何智慧都无法预见到。”他甚至认为,“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⑤。可见,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关于人类社会制度的基本思想是:社会制度是在没有先前计划和某种指导思想的预设条件下自然产生的,并不是人类刻意设计的结果,它们内生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与交往之中,反过来又规制着人们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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