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遮蔽“左右”：对台湾地区社会分歧与选举政治竞争的观察

发布时间：2021-03-29 19:15

　　由于本土化的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历史脉络的特殊性,台湾经济性社会分歧议题长期受到认同性社会分歧的压制。虽然台湾的经济低迷与贫富差距的拉大相对增强了"左右—分配"的分量,但民进党在选举政治中操弄香港议题、大陆因素,快速升温认同议题,并将认同与左右分歧进行叠加,这在2020选举中均得以清晰展现。在台湾选举的周期性波动中,大陆因素在岛内"认同—左右"社会分歧与政治动员竞争中如何发挥其效应,以及发挥何种效应,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文章来源】：台海研究. 2020,(03)

【文章页数】：11 页

【图文】：

对蔡英文的领导能力评价（%）

台湾地区自20世纪80年末期实施“解严”以来，岛内本土化进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及两岸关系多个面向，党际竞争与具有族群区隔性的本土化所潜藏的“台湾民族主义”互为利用，李登辉与陈水扁时期均以“本土化”作为寻求重新定位所谓“国家”认同的基础，由此造成台湾地区制度性认同、族群性认同、文化性认同的结构性变动。[3]这包括“修宪”、“直选”、“冻省”、“两国论”、终止“国统纲领”等，极大地改变了原来规范意义上涵盖大陆地区的“一中”“法律体制”，以及民进党等党派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混合于民主运动中，内部消解国民党“中华民族主义”，外部抵抗大陆统一压力。在此期间，“台独”意识也借力台湾经济全球化、本土化的价值多元转型、周边局势变动等契机快速发展，李登辉与陈水扁时期的台湾当局不断调整教育课纲，将“台湾文化”独立出中国文化，塑造台湾人“命运共同体意识”，[4]社会层面的社区总体营造、乡土教学等本土化文化运动也试图切断与中华民族联系、建构“台湾民族”认同（见图1）。（二）“认同”分歧超过“左右”分歧

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台湾内部的“认同”社会分歧超过“左右”的物质性阶级社会分歧。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建立了整套的威权管制体系，针对传统意义上的左翼力量采取高压，维持政治与社会稳定，并采用东亚“发展型”模式实现经济快速增长，通过土地改革、提高农户非农所得、压低城乡所得水平差距，推动实质工资成长、平均投资等策略，较好地解决社会所得分配问题。[1]另一方面是岛内民主化转型与本土意识政治性动员高度连接，使台湾的民主运动更多的沿着“省籍/族群—身份/国家认同—两岸统独”路线的快捷动员方式展开（见图2),[2]而较少从西方类似阶段的物质性阶级议题、社会议题展开。因此，岛内的认同政治便压倒阶级与分配政治，成为台湾长期政治竞争的主轴，从而出现“认同独秀、左右缺位”的情况。[3]二、大陆因素与岛内“认同”、“左右”分歧的连接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台湾地区社会分歧变动与政治竞争主轴转移[J]. 殷存毅,吴维旭.  台湾研究. 2017(05)
[2]本土化背景下台湾青年学生的身份与文化认同——基于相关调查数据的分析[J]. 李毓峰,吴维旭.  台湾研究. 2017(04)
[3]台湾青年文化认同的建构与困境——基于学校教育的视角[J]. 张宝蓉.  台湾研究. 2015(04)
[4]“反服贸”背后的贫富分化与阶级政治[J]. 郑振清.  文化纵横. 2014(03)
[5]两岸垂直分工抑或水平分工?——一个全球商品链分析之观点[J]. 罗加德.  公共管理评论. 2004(02)
[6]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J]. 陈孔立.  台湾研究集刊. 2002(02)



本文编号：310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