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财政论”:从公共物品到公共秩序
发布时间：2021-06-15 15:52
本文沿着"财政制度—增进公共秩序—国家能力支柱—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逻辑,建立起"国家治理财政论"的基本框架,详细阐明了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本文理论要点有:（1）"公共秩序"是人的基本需要和经济社会运行的保障;（2）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经济从社会中脱嵌、利益格局分化、创造性破坏三大进程,公共秩序不断面临冲击和重建过程;（3）国家治理依赖于"国家能力"的支持,国家能力的两大支柱是市场增进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4）为建设良好的公共秩序,国家治理目标是经济有效、社会有序、政治包容;（5）财政支出、收入、预算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中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从不同侧面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稳定、社会保护和控制、权利开放和维护权威等目标的实现。
【文章来源】：财贸经济. 2018,39(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6 页
【部分图文】：
公共秩序与财政的关系
的士绅社会在农村逐渐解体，农村社会面临失序的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一度通过“党支部—村委会”双重领导形式对农村社会实行强有力的控制。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和土地的流动性增强，这种双重领导形式在农村也逐渐失去原有的权威。然而，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才能开展他的社会活动。在国家失去一部分对社会的控制时，社会会自发组织起来，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形态。以我国为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形态无可否认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图2显示，2000年后，我国社会组织单位数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数呈爆发式增长，这还包含互联网时代以“微信群”“QQ群”等为代表的大量的崭新准组织形式。图2社会组织单位数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数社会组织发展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可为参与者提供保障，部分承载政府的职能，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它又是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载体，对政府权威可能造成挑战。在政治学者米格代尔(2009)的《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一书中，通过对非洲社会发展事例的分析表明，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权力建制没有彻底渗透到村社管理层面，形成碎片化的社会控制局面，而这种社会控制主要掌握在各部落手里。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么社会极易出现涣散且无序状态。在民国时期，上海、天津等市场经济相对活跃地区，在政府权力频繁更迭的背景下，青帮、洪帮等黑社会势力迅速膨胀，这正说明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社会，社会自然会涌现出有力量的组织来替代政府控制社会。(三)“创造性破坏”冲击现有秩序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通常伴随着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
就是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这是一个打破稳定与重建秩序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迈向技术前沿，这种“创造性破坏”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而为了实现创新发展战略，我们只有积极面对这种影响，激发地方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包括:根除为了少数人获益而征用其他人的资源、建立准入壁垒和抑制市场作用的经济制度;赋予大众和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配置权力;接受创新带来的失败风险。因此，“创造性破坏”进程本身需要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进一步向地方政府和大众开放。图3呈现了市场经济发展对公共秩序的冲击机制。图3市场经济发展对公共秩序的冲击五、国家能力的两大支柱与财政角色面对市场经济对公共秩序的冲击，作为国家，一方面要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有能力维护公共秩序不遭到破坏，财政要匹配这方面的国家能力建设。(一)什么是国家能力?国家治理依赖于“国家能力”的支持，因此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文献中，常见到关于国家能力的阐述。国家能力的概念原型最早出现在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著作中，随着20世纪下半叶制度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国家能力也理所当然地被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同的研究者对国家能力的含义阐述不同。如亨廷顿(2015)把“容纳变迁的能力”作为国家能力，Acemoglu等(2016)把政府的基础设施提供能力作为国家能力，Besley和Persson(2011)将政府提供的法律能力和征税能力代表国家能力，并称这两者是“繁荣的支柱”。而王绍光(2014)列举了八项“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国家认证能力?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财政学300年: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分析[J]. 刘晓路,郭庆旺. 财贸经济. 2016(03)
[2]财政学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方法论基础[J]. 马珺. 财贸经济. 2015(07)
[3]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J]. 王绍光.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3)
[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世界政治意义[J]. 杨光斌. 政治学研究. 2014(02)
[5]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J]. 莫纪宏. 法学杂志. 2014(04)
本文编号：3231345
【文章来源】：财贸经济. 2018,39(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6 页
【部分图文】：
公共秩序与财政的关系
的士绅社会在农村逐渐解体，农村社会面临失序的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一度通过“党支部—村委会”双重领导形式对农村社会实行强有力的控制。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和土地的流动性增强，这种双重领导形式在农村也逐渐失去原有的权威。然而，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才能开展他的社会活动。在国家失去一部分对社会的控制时，社会会自发组织起来，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形态。以我国为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形态无可否认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图2显示，2000年后，我国社会组织单位数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数呈爆发式增长，这还包含互联网时代以“微信群”“QQ群”等为代表的大量的崭新准组织形式。图2社会组织单位数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数社会组织发展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可为参与者提供保障，部分承载政府的职能，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它又是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载体，对政府权威可能造成挑战。在政治学者米格代尔(2009)的《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一书中，通过对非洲社会发展事例的分析表明，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权力建制没有彻底渗透到村社管理层面，形成碎片化的社会控制局面，而这种社会控制主要掌握在各部落手里。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么社会极易出现涣散且无序状态。在民国时期，上海、天津等市场经济相对活跃地区，在政府权力频繁更迭的背景下，青帮、洪帮等黑社会势力迅速膨胀，这正说明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社会，社会自然会涌现出有力量的组织来替代政府控制社会。(三)“创造性破坏”冲击现有秩序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通常伴随着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
就是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这是一个打破稳定与重建秩序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迈向技术前沿，这种“创造性破坏”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而为了实现创新发展战略，我们只有积极面对这种影响，激发地方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包括:根除为了少数人获益而征用其他人的资源、建立准入壁垒和抑制市场作用的经济制度;赋予大众和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配置权力;接受创新带来的失败风险。因此，“创造性破坏”进程本身需要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进一步向地方政府和大众开放。图3呈现了市场经济发展对公共秩序的冲击机制。图3市场经济发展对公共秩序的冲击五、国家能力的两大支柱与财政角色面对市场经济对公共秩序的冲击，作为国家，一方面要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有能力维护公共秩序不遭到破坏，财政要匹配这方面的国家能力建设。(一)什么是国家能力?国家治理依赖于“国家能力”的支持，因此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文献中，常见到关于国家能力的阐述。国家能力的概念原型最早出现在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著作中，随着20世纪下半叶制度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国家能力也理所当然地被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同的研究者对国家能力的含义阐述不同。如亨廷顿(2015)把“容纳变迁的能力”作为国家能力，Acemoglu等(2016)把政府的基础设施提供能力作为国家能力，Besley和Persson(2011)将政府提供的法律能力和征税能力代表国家能力，并称这两者是“繁荣的支柱”。而王绍光(2014)列举了八项“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国家认证能力?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财政学300年: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分析[J]. 刘晓路,郭庆旺. 财贸经济. 2016(03)
[2]财政学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方法论基础[J]. 马珺. 财贸经济. 2015(07)
[3]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J]. 王绍光.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3)
[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世界政治意义[J]. 杨光斌. 政治学研究. 2014(02)
[5]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J]. 莫纪宏. 法学杂志. 2014(04)
本文编号：323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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