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微观基础的转变

发布时间：2016-12-01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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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微观基础的转变 5028字 投稿：史赖赗

全文5页 共502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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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雎国余蓝一

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02期

 

　　一、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特点与变化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率，按照从波谷到波谷的方法进行划分，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三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981年到1986年，第二个周期是从1986年到1990年，第三个周期是从1990年到1999年，从那时到现在，正处于第四个周期的过程之中。这几个周期性波动的形态不尽相同，但是经过观察，从中可以看出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些典型化事实：

 

 

　　（一）经济波动的幅度逐步变小。第一个周期的最低增长率是1981年的5.2%，最高增长率是1984年的15.2%，振幅为10个百分点，取方差作为反映数值离散程度的统计量，这一阶段增长率的方差为1.28‰；第二个周期的最低增长率是1990年的3.8%，最高增长率是1987年的11.6%，振幅为7.8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增长率的方差为1.43‰；第三个周期的最低增长率是1999年的7.1%，最高增长率是1992年的14.2%，振幅为7.1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增长率的方差为0.64‰。

 

 

　　（二）经济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在一个经济周期的过程中，如果上升阶段所经历的时间与幅度和下降阶段所经历的时间与幅度都大致相同，那么整个周期就表现为一个对称的波形，但是中国80年代以来已经完成的三次周期都是不对称的。

 

 

　　（三）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比较缓和。与前几次周期性扩张时GDP增长率的迅速上升不同，这次新周期的扩张相对缓慢，呈现出一种在“软着陆”以后的“软扩张”的态势。与90年代初的那次周期不同，新一轮周期的扩张显得比较温和。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6.7%，实际增长24.5%，已经接近1992年的水平，但是全社会的总体价格水平却远远低于当年。

 

 

　　二、分析与假说

 

 

　　从改革伊始到现在，是中国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无不带有深深的转轨经济的烙印，80年代以来已经完成的几次经济周期也可以归结为转轨型的经济波动。这可以从经济结构和经济行为等方面来说明。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看，GDP由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总消费是相对稳定的，而净出口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比较小，对经济影响大而且波动性强的是总投资，它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成分。在我国经济的投资活动中，存在着两类经济主体，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它们在投资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在投资行为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并且在转轨的过程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在按照经济类型划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主要地位。从1981年到1992年，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一直保持在三分之二左右。从1993年开始，这一比例迅速下降，从1992年的68.1%降低到2002年的43.4%，非国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则开始上升，在2001年达到52.7%，超过国有经济，成为主要的投资者。而从1981年到1992年正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时期，从那以后，随着经济“软着陆”的实现，经济增长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可以认为国有部门的投资波动构成了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成分。而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则具有明显的转轨经济的特征。

 

 

　　可以说，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具有“投资饥渴”的经济主体与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并保持稳定为目标的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受到软预算约束的国有部门是这种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也在逐渐地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不断硬化和非国有部门的迅速发展，以及稀缺资源不断改善其配置状况，从国有部门逐步向非国有部门转移。这种变化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的市场化，而这种微观主体的市场化是使具有转轨经济特征的经济波动逐渐减小的重要力量，并且当微观主体的市场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引起经济波动的特征的改变，使转轨型的波动转化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波动。

 

 

　　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可以检验的假说：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是我国改革以来经济波动逐步减小，经济增长逐步趋于稳定的重要原因。为了对这个假说进行验证，我们将对下面的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其中V(t)是一个表示经济波动性大小的时间序列，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的时间序列都包含了经济波动的因素，我们将分别予以估计，state是由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收益率的弹性及其显著性所复合得出的指标，它度量了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变化，反映了国有部门预算约束的硬化过程，nonstate表示非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总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它反映了社会资本配置的市场化程度，consumption表示每年最终消费的增长率，它包含了消费的波动对整体经济波动的影响，GDP是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的规模，考察经济规模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year是表示年份的虚拟变量，它反映了前面几个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三、国有企业预算约束与投资行为的变化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如何解决，有的学者认为在于所有权的私有化，也有的学者认为在于使高度集中的银行业分散化，或者是减少政策性负担、增强自生能力。但是，预算软约束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出于某几种政策性负担，而是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都具有多重目标。政府作为所有者，凭借对资本的所有权，使国有企业不但追求利润，还要承担实现充分就业、进行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而且这些“政策性负担”往往比利润对政府具有更高的效用，因而政府几乎不会拒绝对亏损企业进行补贴以维持其生存，从而使政府作为所有者从国有企业得到的效用最大化。那么可行的方法可以是一方面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交给专门建立的机构去完成，这样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完成社会职能，企业就可以成为具有单一的利润目标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使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这样政府把社会责任强加给企业的可能性就将大大降低。如果企业不能摆脱政策性负担，即使实现了私有化，也不会使预算软约束的情况有所好转，银行业分散化和竞争的加强，充其量不过是使政府不再能够通过银行来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但并不能保证政府不会通过别的途径来补贴。

 

 

　　具有软预算约束的企业所内含的“投资冲动”之所以会对宏观经济的波动产生影响，是因为企业在预算约束软化的同时拥有投资的自主权。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排除了决策权集中于政府这样一种“次优”选择，那么要改善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关键就在于在所有者和代理人之间合理地划分权利与责任，实现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有效的制衡。

 

 

　　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在维持原有的经济成分大致不变的条件下，首先在旧体制的边缘扶植起新的经济成分，非国有经济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壮大起来。但是，任何一个导向市场经济的改革都不可能不根本改革作为旧体制基础的国有经济，然而国有经济的改革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如大量的失业、经济资源的流动等，这些无疑会引起社会的震荡。因此，以实现社会结构的平稳过渡为目标的渐进式改革战略就赋予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更加重大的意义。一个规模巨大、吸纳就业能力强、增长迅速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存在，不仅对国有部门构成竞争压力，促使其改革，而且可以消化国企改革产生的失业人口、弥补国有经济增长变慢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减小了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转轨经济的稳定器，同是也是催生一个成熟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份额对比的变化，意味着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和比重的变化，反映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资本的配置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增量资本的配置，“固定资产净值”反映存量资本的运用。1981年至1993年，增量资本的配置完全在市场条件下进行的比例平均为34.76%，而这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波动最大的时期，1994年以后，市场配置增量资本的比例大大提高，平均为48.4%；对存量资本而言，直到目前可以说还主要是在不完全的市场规则下运作。对非农劳动力的配置的情况与增量资本类似，在经济强烈波动时期平均仅有34%左右的劳动力在完全的市场条件下配置，而在1994年以后平均达到了65%。资源配置方式的逐步市场化，表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自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五、经济波动微观基础转变的政策含义

 

 

　　我们在前文描述了国有经济预算约束和投资行为的变化，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些实际上描述了我国经济微观主体的市场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经济的市场化。对于力求我国经济高速平稳运行的努力，这个结论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首先，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尚未结束，国有部门仍然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并且预算约束并没有完全硬化，那么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继续对国有部门的改革和对非国有经济的大力支持就是十分必要的；其次，转轨型波动的削弱，是在微观经济基础变化的条件下实现的，而我国的市场化过程虽未完成，但是也已接近（现在离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2010年已不到七年），在转轨型波动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原来被掩盖的源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波动形式必然逐渐表现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在调控方式上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微观条件。

 

 

　　当前新一轮增长的投资高涨，仍然明显地带有软预算约束的痕迹。虽然从2001年起国有部门的投资额就已低于非国有部门，但是2003年全年以及2004年的前两个月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都高于非国有部门，而且出现局部过热的几个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都是国有部门仍然占优势的领域。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GDP高增长的追求，在按隶属关系分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地方项目”在今年前3个月同比增长60.2%，远远高于全社会平均的47.8%的水平。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也会导致非国有企业行为的变化。目前，地方政府对土地、银行贷款等经济资源仍然具有较强的支配能力，它们往往利用这些资源来吸引非国有企业投资，由此造成非国有企业为获得这些廉价资源而倾向于规模扩张，这在新一轮增长中有较突出的表现。在这种规模扩张的动机下的增长，是资源市场化程度不足的表现。因此，在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的同时，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也必须有所约束。

 

 

　　对于国有部门在软约束下的扩张，我国的宏观调控部门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调控手法，通过与信贷政策相结合的加强项目清理、规范土地审批等行政措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调控目标。但是对于日益增长的非国有企业，单独的行政措施却很难起到理想的作用。

 

 

　　非国有企业是完全市场化的主体，在我国目前的财经体制下，它们对财政资金、甚至银行贷款的依赖性都远远弱于国有企业，主要是依靠内部资金的积累，在这样强的预算约束下，其效率是非常高的，形成生产能力、实现有效供给的周期很短。这些是非国有企业在转轨时期成为经济的稳定力量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市场上激烈的竞争，每一个微观主体都必须依靠提高产量、扩大规模来获得生存和发展，这样微观层次的高效率难免会造成宏观层次的生产过剩，由此产生以非国有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周期。这个规律已经为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在非国有经济迅速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部分的我国也日益变得具有现实性。因此，宏观调控当局今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对这种局面，其措施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反周期操作，利用利率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微调。

 

 

　　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变的基调，生产过剩只是相对于消费能力的过剩，这一点也已经成为共识，因此从根本上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有赖于消费能力的增长。目前制约着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差距的拉大、来自生老病死以及教育的经济风险的加大等，在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这成为近几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难以有效扩大的重要原因。为此，一个覆盖面广、达到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在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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