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

发布时间：2016-11-04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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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刚: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王国刚＊；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从以工业经济为主；城镇经济共同推动的过程；效解决目前严重短缺的“住、行、学”等问题,加快发；是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在温饱型小康基础上实现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量城市经济发展的中心指标,加大消费性投资的价格效；城市政府

王国刚: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

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

王国刚＊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推动力转变为工业经济和

城镇经济共同推动的过程。它的内在根据是,在通过工业化解决了“吃、穿、用”之后,要有

效解决目前严重短缺的“住、行、学”等问题,加快发展城镇经济。解决“住、行、学”问题,既

是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在温饱型小康基础上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内容,还是保障中国

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发展城镇经济有一系列新问题需要研究,其中包括:衡

量城市经济发展的中心指标,加大消费性投资的价格效应和产能效应,加大消费性投资与

城市政府的财力关系,衡量城市化发展程度的经济标准等等。城镇经济发展将是一场更

为深刻的变革,必然引致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一系列的转变,为此,需要更加

有力地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关键词:城镇化　经济发展方式

2008年11月以后,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有效保障了2009年国民经济的止跌回升。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总量需求不可能依赖于海外市场解决,因此,扩大内需应是一项长久的基本经济国策。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转变方式的关键时期,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契机,对理清思路,选择对策,保持国民经济稳步较快地健康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小康等至关重要。

在近15年的历史中,中国已三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1996年开始的“九五时期”提出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含义是在工业经济范畴内实现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的转变,以节约资源、提高效率。2002年前后,在形成第二个20年发展战略目标过程中提出了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含义是在推进工业经济结构优化中改变“高耗能、高污染”的状况,实现低耗能、环保型的经济发展。与前两次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比,第三次提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和重心是什么?弄清楚此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取向、重心和内容等问题有着根本性意义。

一、加大消费性投资力度:扩大内需的重心所在

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需总是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方面,由此,扩大内需应以扩大消费为重心还是应以扩大投资为重心自然就成为相关研讨的核心问题。长期来,鉴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高不下,且这种增长率容易引发经济过热,在贯彻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大多数人从直观感觉出发,强调应以扩大消费需求为主,因此,主张政策取向应以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为重心。但是,这种政策主张是似是而非的。

1998年以后,我国就一直坚持着以扩大消费为重心的政策。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图1所示的GDP中消费率却从2000年的62.3%降低到2009年的48%。在国民经济中,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构成。图2中可见,从政府消费来看,在1998—2008年的12年间,政府消费占最＊　王国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邮政编码:100732,电子信箱:wgg3806@sina.com。本文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项目批准号:09&ZD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2010年第12期

图1　GDP中消费率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图2　最终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图3　GDP增长率与财政收支增长率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等

。图4　社会消费品销售增长率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终消费的比重从24%上升到了26.8%(与此对应,居民消费的比重从76%降低到73.2%);另一方面,从图3中可见,1998年以后各年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年增幅都明显高于GDP的增长率。由此,可得出结论,GDP中消费率的降低不是由政府消费减少引致的。从居民消费来看,在这一时期,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其中包括村村通路、通电、通电视和通电话等工程(2009年以后,更是采取了家电下乡、轿车以旧换新的措施来刺激消费),提高了城镇职工的收入,扩大了基本养老的覆盖面等等,有效地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从图4中可见,1998年以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率(扣除了CPI增长率)从7.6%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16.2%,期间虽然个别年份略低于GDP的增长率(如2003—2004年),但在大部分年份(尤其是2005年以后)均高于GDP增长率;另一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总额的比重虽然从1998年的39.55%降低到2009年的38.97%,降幅在2个百分点左右,远低于同期GDP中消费率降低14.3个百分点的降幅。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GDP中消费率降低的主要成因也不是由“社会消费品销售增长率”指标所反映的城乡居民消费减少所引致的。在此,一个

谜团突出地发生了:在消费增长率(政府消费增长

率和社会消费品销售增长率)明显高于GDP增长

率的背景下,GDP中的消费率怎么会一路下行?

一些人将GDP中消费率降低的成因归结为

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据此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以

促进扩大消费的政策主张。但图3中社会消费品

零售增长率快速上升的走势并不支持这种认识。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走势及其增

长率走势也不支持这种认识。从图5中可见,城

图5　居民储蓄存款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王国刚: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

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96年底的36373.4亿元年增加到2009年底的260771.66亿元,年净增额从1998年的719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45351.14亿元和2009年的42886.31亿元;在14年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率除个别年份(如2000年和2007年)略低于GDP增长率外,大多数年份都明显高于GDP增长率。从这些事实中可得出的直接结论是,城乡居民整体的消费增长率和收入增长率均没有低于GDP的增长率。因此,将消费率降低的成因归结于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是缺乏实践根据的。

不难看出,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是不可能解释清楚图1中消费率降低的真实成因,也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扩大内需”究竟是以扩大消费为重心还是以扩大投资为重心的。

要解开消费率降低的谜团,必须进一步细分城乡居民的消费内容、结构和趋势。城乡居民的消费从内容上讲可分为“吃、穿、用”和“住、行、学”等两大类6个部分

。

图6　中国恩格尔系数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图7　“穿”、“用”占居民支出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吃、穿、用”等项支出在居民各项支出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走势。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吃”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从图6中可见,1978—2009年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57.5%、67.7%下降到36.5%和41%;从图7中可见,“穿”和“用”支出占居民各项支出的比重,在1990—2009年间分别从13.36%(1993年为14.24%)和10.14%降低到10.47%和6.42%(2005年为5.62%)。中国在2000年实现了温饱型小康,这意味着对全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已达到吃穿不愁的生活水平,要持续扩大以支持消费率的提高和GDP增长率是相当困难的。2009年,为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中国推出了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等扩大消费的措施,取得了一些当年可见的成就。但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以巨额财政补贴的为代价,而且只是将随后几年的这些方面消费能力提前到2009年实现,因此,很难持久,也很难依此来支撑和保障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在城乡居民消费中,“住”指的是住房以及与居住相关的各种消费,“行”指的是医疗保健、道路和通讯等方面的消费,“学”指的是各类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城乡居民的这类消费占支出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图8中可以看出,1990—2009年间,这些内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变化分别是:居住从6.63%上升到10.02%,医疗保健从2.01%上升到6.98%,交通通讯从1.2%上升到13.72%,教育文化从8.79%(1994年)上升到12.01%。由此可见,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住、行、学”在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呈上升走势。这是消费结构改善的主要内容,也是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表现。

图9刻画了1994—2008年的15年间城镇居民消费中“吃、穿、用”和“住、行、学”的分别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走势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在15年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吃、穿、用”的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低于GDP增长率;与此不同,“住、行、学”的增长率则在大多数年份高于GDP增长率,这与图6—图8反映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走势是一致的。但是,在GDP占比中,城镇居民

2010年第12期

图8　“住”、“行”、“学”占居民支出比重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图9　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各年。　　

在“住、行、学”方面的消费比重增加并不足以抵消在“吃、穿、用”方面的消费比重降低的程度。与1993年相比,2008年的GDP(按照现行价计算)提高了7.51倍,同期城镇居民在“吃、穿、用”方面的消费支出仅增加了2.96倍,虽然在“住、行、学”方面的消费支出增加了8.77倍,但依然不能抵补“吃、穿、用”占GDP的中比重的降低。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数额计算,如果“吃、穿、用”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一致,到2008年底,城镇居民在“吃、穿、用”方面的人均消费支出额应达到13135.94元,但实际支出额仅为6117.55元;同理,城镇居民在“住、行、学”方面的人均消费支出额应为4012.33元,实际支出额为4606.99元;二者相减差额达到6423.73元,占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11242.85元比重高达57.14%。由于在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中“吃、穿、用”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呈现下落趋势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如图6和图7所示),所以,与GDP增长率相比,这一时期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不足的主要成因不能归结于“吃、穿、用”占比的降低,只能归因于“住、行、学”方面的消费支出额增加过慢。由此来看,图1中所反映的消费率占GDP比重下降趋势谜团的正解是,居民消费中用于“住、行、学”方面的支出增长过慢。

表1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固定资产27.627.224.525.825.9制造业33.3335.6928.2730.5527.41分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交通通讯17.0320.3425.1814.1919.9文化教育27.049.585.212.213.67卫生、社会保障27.3328.0816.3415.0930.58公共事业13.1720.082.185.8718.4房地产26.916.9525.7332.2724.67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或更高水平的小康),就居民消费构成来说,主要表现在“住、行、学”方面。换句话说,“全面小康”比“温饱型小康”增加了些什么?主要表现在增加了城乡居民的“住、行、学”等方面的内容。从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情况看,真正处于严重短缺的消费对象几乎全部集中在“住、行、学”方面。这决定了,要有效扩大居民的消费,就必须着力解决“住、行、学”的供给问题。1998年以后中国实现了买方市场,但在“住、行、学”方面依然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格局。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恰恰相反,是有效消费供给不足,即“住、行、学”等方面的供给量严重不足,使得广大城乡居民处于缺乏充分选择权的境地之中。

如果说城乡居民“吃、穿、用”的绝大多数产品来源于工业生产,是工业化的产物,那么,“住、行、学”中的主要产品(如住宅、学校、医院和道路等等)就不可能直接从工业生产线上生产出来,只能通过投资来形成,即通过投资将工业经济中提供各种建材、设备和技术等集成为满足“住、行、学”消费所需要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消费性投资是指为形成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所进行的投资,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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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生产性投资”相近。长期以来,在以工业化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对生产性投资比较重视,一

旦涉及“固定资产投资”范畴,大多从“生产性投资”的角度进行理解和把握。由此,每当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总是以压缩消费性投资为重心,使得消费性投资的增长率长期低于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需要。即便不说计划经济时期的欠账,也不说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投资不足,从表1中可见,仅仅2004年以来,与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率相比,“住、行、学”方面的每年投资增长率通常低5至20多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始终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住、行、学”方面的消费性投资只有个别部门在个别年份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一投资的严重不足,是引致“住、行、学”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的根本成因。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提出过一个“真想”与“假想”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如何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他强调“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②同样,面对“住、行、学”严重短缺的格局,也有一个“真想”与“假想”的辩证关系问题。要真想解决这一短缺,就必须加大消费性投资的力度,即通过消费性投资的增加来增加“住、行、学”所需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的供给。与此对应的政策取向应当是:分离生产性投资和消费性投资,有效调控生产性投资,适度放松对消费性投资的调控力度,努力使各项消费性投资增长率至少不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就长远发展而言,扩大内需的重心在于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上升。但就目前中国的消费格局而言,要提高消费率,就必须先提高消费性投资的增长率。这决定了,在“住、行、学”短缺格局未改变之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扩大内需重心还在于扩大投资,因此,投资率上行是必然的。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投资扩大的重心不是生产性投资,而是消费性投资。由于“住、行、学”短缺格局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较长的时间(如20年以上),因此,投资率居高的走势还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投资率的走势将沿着先逐步上行、然后在高位下行、最后下行至消费率之下的轨迹展开)。这一时间的长短与消费性投资的增长走势直接相关。

二、城镇化建设投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战场

通过扩大消费性投资的路径解决“住、行、学”等供给不足的过程,同时就是城镇化建设过程。如果说1950—2000年的50年间中国主要是通过工业化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话,那么,在此后的时间内,在积极推进“住、行、学”短缺格局改变的过程中,中国将更多地通过城镇化来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经济中的技术升级、结构优化和①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使用“消费性投资”而没有使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要原因是,消费性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是对等的概念。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是一个内容复杂庞大的概念。《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其的解释是“国家的固定基本设备,如公路、铁路、发电站、供水装置等”。在中国实践中,“基础设施”泛指为生产、消费及社会活动等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和机构。按照城乡关系划分,它可分为农村基础设施和城镇基础设施两大部分。其中,城镇基础设施从不同角度可作出不同类型的划分。例如,从直接用途角度,城镇基础设施可分为三大类:其一,生产性基础设施。它大致包括服务于生产部门的供水、供电、道路和交通设施、仓储设备、邮电通讯设施、排污、绿化等环境保护和灾害防治设施。其二,生活性基础设施。它大致包括服务于城镇居民生活的各种机构和设施,如各种商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保险机构,各类住宅,公用事业、公共交通、运输和通讯机构,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体育的机构和设施等。其三,公共性基础设施。它大致包括服务于维护社会运行稳定安全的机构和实施,如公安、消防、政法和城市建设规划与管理部门等。由此来看,“消费性投资”只是基础设施投资范畴的一部分。本文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突出基础设施投资中用于增加“消费供给”(以改善这方面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状况)的部分,避免将消费性投资淹没在基础设施投资的大范畴之中。更何况,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包含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消费性投资”是直接针对“生产性投资”提出的,强调此类投资的结果并不引致生产能力的增加。

②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8—27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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