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
发布时间：2021-03-25 14:50
流域生态补偿是中国跨区域生态治理和自然区域保护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环境政策,涉及区域利益主体权益差异与协调、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和合作模式构建等方面,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本文将制度粘性引入到尺度政治理论中,剖析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的博弈行为,探究不同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经历了竞争博弈、合作博弈和竞合博弈3个阶段,构建政府利益共同体能够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央政府的"适度介入"是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粘性,政府主体利用政策革新和社会参与等制度约束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尺度转换是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机制,政府主体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本、嵌入非正式约束塑造流域生态补偿话语体系,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模式的转变。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为合理评价和指导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文章来源】：地理学报. 2020,75(08)北大核心CSSCIEICSCD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
新安江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六股尖，干流长度约359 km，流域面积约11452.5 km2，是安徽省内仅次于长江、淮河的第三大水系，是千岛湖最大的入湖河流。新安江流域上游范围包括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徽州区、歙县全境，黄山市黄山区、休宁区、黟县以及宣城市绩溪县部分地区，上游干流长度约242.3 km，上游面积约6736.8 km2，占流域总面积的58.8%；下游范围包括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全境和建德市部分地区，下游干流长度约116.7 km，下游面积约4715.7 km2，占流域总面积的41.2%（图2）。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普遍存在，制约着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了鼓励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确保下游地区利用生态环境，皖浙两省多次向全国人大提交有关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议案。2004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对新安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专题调研，提出建立流域生态共建共享示范区的理念。2012年在国家层面的组织协调和皖浙两省的共同推进下，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在新安江流域正式实施（表1），打破了流域生态补偿“走不出省界”的困境，对统筹跨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中央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处于博弈的强势主体地位，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处于弱势主体地位。由于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不同，在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市级政府扮演着推动者角色，利用尺度上推或尺度下推的手段强化生态环保政治责任，但难以实现利益均衡。黄山市政府和杭州市政府以利益群体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博弈，加强流域生态补偿的统筹协调，规范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2010—2017年黄山市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建设，投资121亿元保护和修复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表2）。由于受到行政边界的刚性制约，新安江流域的“流域利益”被分割成不同的“地方利益”，市级政府对环境公共利益持“不合作”态度，仅依靠彼此间的磋商难以实现流域生态补偿综合效益的最大化[37]，需要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建设。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J]. 陆林,张清源,许艳,黄剑锋,徐雨晨. 地理学报. 2020(02)
[2]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基于新安江的实践[J]. 王雨蓉,陈利根,陈歆,龙开胜.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01)
[3]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J]. 王丰龙,刘云刚. 地理学报. 2019(10)
[4]回归后香港城市发展的尺度重组: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项目的规划过程为例[J]. 许志桦,刘开智. 地理学报. 2019(02)
[5]制度变迁中的时间与结构:新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化[J]. 释启鹏.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01)
[6]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例[J]. 曹莉萍,周冯琦,吴蒙. 生态学报. 2019(01)
[7]流域生态服务价值供给的补偿标准评估——以渭河流域上游为例[J]. 王奕淇,李国平. 生态学报. 2019(01)
[8]从双重管理到分类管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变迁与路径创造[J]. 王雁红. 江苏社会科学. 2018(06)
[9]集聚的原生性特征与地区转型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J]. 朱华友,朱之熹,张林. 经济地理. 2018(10)
[10]尺度政治理论框架[J]. 王丰龙,刘云刚. 地理科学进展. 2017(12)
本文编号：3099861
【文章来源】：地理学报. 2020,75(08)北大核心CSSCIEICSCD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
新安江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六股尖，干流长度约359 km，流域面积约11452.5 km2，是安徽省内仅次于长江、淮河的第三大水系，是千岛湖最大的入湖河流。新安江流域上游范围包括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徽州区、歙县全境，黄山市黄山区、休宁区、黟县以及宣城市绩溪县部分地区，上游干流长度约242.3 km，上游面积约6736.8 km2，占流域总面积的58.8%；下游范围包括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全境和建德市部分地区，下游干流长度约116.7 km，下游面积约4715.7 km2，占流域总面积的41.2%（图2）。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普遍存在，制约着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了鼓励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确保下游地区利用生态环境，皖浙两省多次向全国人大提交有关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议案。2004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对新安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专题调研，提出建立流域生态共建共享示范区的理念。2012年在国家层面的组织协调和皖浙两省的共同推进下，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在新安江流域正式实施（表1），打破了流域生态补偿“走不出省界”的困境，对统筹跨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中央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处于博弈的强势主体地位，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处于弱势主体地位。由于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不同，在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市级政府扮演着推动者角色，利用尺度上推或尺度下推的手段强化生态环保政治责任，但难以实现利益均衡。黄山市政府和杭州市政府以利益群体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博弈，加强流域生态补偿的统筹协调，规范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2010—2017年黄山市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建设，投资121亿元保护和修复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表2）。由于受到行政边界的刚性制约，新安江流域的“流域利益”被分割成不同的“地方利益”，市级政府对环境公共利益持“不合作”态度，仅依靠彼此间的磋商难以实现流域生态补偿综合效益的最大化[37]，需要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建设。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J]. 陆林,张清源,许艳,黄剑锋,徐雨晨. 地理学报. 2020(02)
[2]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基于新安江的实践[J]. 王雨蓉,陈利根,陈歆,龙开胜.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01)
[3]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J]. 王丰龙,刘云刚. 地理学报. 2019(10)
[4]回归后香港城市发展的尺度重组: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项目的规划过程为例[J]. 许志桦,刘开智. 地理学报. 2019(02)
[5]制度变迁中的时间与结构:新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化[J]. 释启鹏.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01)
[6]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例[J]. 曹莉萍,周冯琦,吴蒙. 生态学报. 2019(01)
[7]流域生态服务价值供给的补偿标准评估——以渭河流域上游为例[J]. 王奕淇,李国平. 生态学报. 2019(01)
[8]从双重管理到分类管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变迁与路径创造[J]. 王雁红. 江苏社会科学. 2018(06)
[9]集聚的原生性特征与地区转型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J]. 朱华友,朱之熹,张林. 经济地理. 2018(10)
[10]尺度政治理论框架[J]. 王丰龙,刘云刚. 地理科学进展. 2017(12)
本文编号：309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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