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民族定义研究（二）

　　二、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译名讨论及其影响

　　1.“民族”译名问题讨论。1959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承担编写我国少数民族《简史》的任务，编写组无法回避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如果按照斯大的民族定义，我国的少数民族没有一个够得上成为“民族”，全部都是“部族”。这种论点，在我国少数民族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有人认为不承认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是“民族”，而称之为“部族”，这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由此可见．如果把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称为“部族”，这就可能要影响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影响国内的民族团结，这就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能不慎重考虑。
   

　　政治问题的严峻性，还真的使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民族研究所的学者们发现，，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后期的著作中，使用HauHA和HapouHocrb这两个民族概念时，赋予了比较严格的特定的含义，Hauhr这个词只代表现代民族，而HapOuHOCrb这个词只代表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这种用法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一书中最为典型。原来问题出在这里，人们将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译成了一个一般意义的“民族”，而斯大林本人也是承认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存在的，只是这两种民族有性质的差异，不容混淆。这样一来．问题就好办了。于是,1962年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央编译局召开了“民族”一词的译名统一问题讨论会，建议今后只用“民族”，不再用“部族”。而在翻译碰到困难时，就加注说明。如在原来译为“部族”的地方，改为“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现代民族的地方，改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1962年的译名统一问题讨论会之后，重新出版的斯大林著作已不再出现“部族”一词。
   

　　当然，也有人对这样解决民族译名提出异议，并围绕民族译名问题也展开了一场讨论。民族译名问题的提出，是当时摆脱斯大林定义的一种尝试，并带来了某种解放，而这却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根本的问题应该是解放思想。民族理论问题研究，应该对民族的实际、民族的历史负责，而不应该是对某个人、某种理论负责，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如果我们能面对民族历史的具体实际进行民族定义，斯大林的用语译作什么，又与我们有何相关呢！
   

　　2．民族译名问题提出后的民族定义研究。民族译名问题讨论之后，对前资本主义时代民族问题讨论开始热烈起来，多数学者都主张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把民族形成的时间问题，上溯到原始社会之后的文明时代。
   

　　从1963年到1965年间，云南的《学术研究》集中发表了一批关于民族形成和民族定义方面的讨论文章，推进了该问题研究的深入。这些讨论，也集中反映了该时期国内关于民族定义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
   

　　方德昭认为，民族产生于原始社会之后的文明时代，部落联盟是民族的最初核心。按照民族形成的一般历史过程，民族应该开始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和阶级社会初期。它们因各自的情况不同，或处于奴隶社会时期，或处于封建社会时期。施正一不赞成方德昭关于民族形成于阶级社会时代的说法，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之内。岑家梧、蔡仲淑大体赞同方德昭的观点。他们的基本看法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叫做“古代民族”是可以的；“古代民族”和现代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的特点有所不同，但四个特征都已具备。文传洋说，马克思和思格斯不但论证了古代民族形成的原因，而且还提出了古代民族形成的基本原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这就是古代民族形成的具体过程。杨堃发表的似乎是一个中性的观点。他说，民族一词具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民族或民族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四种类型。但狭义的民族，却仅指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类型而言。而一般的通俗用法，则是采用广义的用法。
   

　　少数学者依然坚持斯大林关于不承认资本主义以前存在民族的观点，如熊锡元、杨毓才等。但是，和先前相比，这种完全坚持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不可能形成民族看法的人，的确是大大减少了。人们开始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的论述，或者斯大林的另外一些论述，来否定或改变原来所理解的斯大林。但是，在这一时期，还几乎看不到对斯大林观点的直接批评。而且，整个五六十年代，人们关于民族定义问题的讨论，大部分是在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看法。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观点，是所有相同或不同观点的唯一依据。无休止地引证和解释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是那个时代人文社科学界学风文风最显著的特征。

　　三、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定义讨论

　　1.继续讨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这一时期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讨论又有深入。孙青说，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所提出的民族的四项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也都分别做过论述。民族四项基本特征的共同性、时代性、稳定性、一般性，是斯大林民族定义所含有的普遍原理，既可运用于资产阶级民族，也能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金炳镐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继承性和发展性，二是科学性和完整性，三是针对性和批判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特征、民族特点的论述为基础的，是对他们的观点作了综合概括。因此，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民族定义。邬剑说，斯大林关于民族基本特征的论断。对于原始民族是同样适用的。问题只在于应该指出这样两点：第一，必须全面地理解斯大林这一论断的实质，对不同的民族要做具体分析，不能机械地运用；第二，应该把斯大林关于四项特征的基本概括同他对这些特征的具体阐述加以适当的区别。

　　20世纪80年代笔者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也坚持了肯定性的观点：“近代民族是民族发展史上的最典型形态，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就是以这种近代民族为对象做出的。但也正因为斯大林的定义是从民族的典型形态出发，所以才具备了更普遍的意义。”1999的第二版也仍然保留了这一看法，只是在2008年版中才删除了有关章节。

　　2．主张部分修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彭英明说，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要做全面的辩证的理解。我国各民族与斯大林所说的完全具备“四大特征”的民族不完全一样。在研究民族概念的时候，必须从实际出发，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结合起来。熊锡元认为，除斯大林所提四个特征外，可以考虑增加“共同风俗习惯”这个要索。李振锡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修改为：民族是随着统一地域、统一经济联系、统一文学语言及文化、心理和自我意识的某些统一特点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稳定的社会集团。吴金提出，应当更充分地考虑到民族特征的变动性、民族自我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杨荆楚说，不能照搬斯大林民族定义四要素缺一不可的论断，而应着重根据民族语言和民族心理素质，参照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以及风俗习惯等条件，综合加以识别。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心理素质、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风俗习惯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杨笙认为，四个要素还应增加一个民族的“共同名称”，没有共同名称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这五个特征中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语言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可能丧失．但民族意识，即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名称这两个要素总是不能丧失的。   

　　3．主张否定和摆脱斯大林民族定义。明确主张否定和摆脱斯大林定义，是20世纪80年代新出现的学术观点。蔡富有1986年发表文章，着重分析了斯大林HaUHR。定义的政治背景以及这一定义的局限性等问题。他说：为了批判以崩得和高加索取消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制定社会民主党正确的民族纲领，斯大林指出，现代民族(HaUHR）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民族问题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民族运动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崩得分子所认为可以实行民族文化自治的犹太民族，在俄国没有共同的地域，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斯大林概括现代民族Hauhr的四个特征，并且强调缺一不可，在批判崩得分子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斯大林这个定义主要是服务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出于民族学研究的需要，因此，Hauhr并不是一个可以纳入民族学范畴的概念。Hahha作为民族学概念来使用时，存在重要缺陷。他建议。在民族学研究中不应再拘守这一定义模式，而需要探讨新的科学的民族定义模式。

　　贺国安批评指出，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把民族与国家或社会画等号，造成了理论混乱。他说，斯大林把民族分成“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这“两种民族类型”时，则把民族现象与社会经济制度完全混为一谈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理论不仅给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造成了无数争论和混乱，也给民族实际工作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障碍。1989年，他又发表文章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做出系统批评：斯大林的定义触及了民族的一些现象，如语言和地域，却没有抓住民族的本质。他列举的几条“特征”，有的只是民族赖以形成的前提而不是真正的特征。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都不是民族的特征，而恰恰是国家的特征。斯大林把民族跟国家弄混了。斯大林的定义也没有触及民族的必不可少的本质特点：民族自我意识以及作为其对外表现的自我称谓。有了这个要素．其他特征即使丧失掉也仍不失为一个民族。

　　4.20世纪80年代民族定义讨论的理论反思。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定义讨论也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它展示的是学术发展的正常图景。经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思想解放有了一定的成效，学者们的思想禁锢有所松动。一方面民族定义讨论开始面对民族历史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80年代的人们，可以公开地修正并否定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了。这是经过十年“文革”、整个民族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来之不易的转折。但也应该指出，这一时期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权威祟拜的痕迹依然浓重，还有不少学者在论证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科学性时，其思想方法不是而对民族历史的客观实际，让斯大林的定义接受民族实践的检验，而是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思想，来证明斯大林的正确或科学，80年代的民族定义讨论，人们还没有彻底摆脱理论的束缚，没有从本本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来源：《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