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南海主要渔场的开发（1368-1949）

发布时间：2020-05-26 13:05

【摘要】：明清以来，南海海洋渔业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了多层次的作业体系。作业范围远至南海诸岛海域，近海与外海渔场逐渐得到开发。国家政策、环境、技术、市场对渔场开发和渔业资源利用的影响最为显著。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经济鱼类和珍贵海产品的资源数量也发生变化。明初，广东沿海沿江地区设有河泊所，专为管理蛋户与征收渔课。随着蛋户逃亡故绝，渔课无从征解，河泊所维系甚为艰难。正统以后，河泊所被大规模裁革，经征渔课由州县代管。地方官为完纳课额，在近海渔场划定海埠，，渔课向周围民人摊派。沿海居民以承纳渔课为名圈占海面，出现海主、港主、埠主等名色。近海海面界线分明，呈现“以海为田”的态势。清代前期广东变更渔课制度，以禁绝海面圈占。雍正、乾隆时期的地方财政改革，使渔课实现了由“按埠匀摊”向“按船摊征”的转变。然而，按船摊征不能解决海面归属问题。在海面产权关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近海渔场逐渐被开发，也推动渔民前往外海捕鱼。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平原面积迅速增长，珠江几个现代河口塑造成形，河口附近的岛屿淤积成陆。珠江口环境演变对河口鱼类的栖息地产生影响。这一时期，“乌猪大洋”淤积成番禺冲缺三角洲；“狮子洋”被东江三角洲收束变狭，成为一条分流河道；斗门冲缺三角洲和磨刀门冲缺三角洲推进，磨刀门一带的潮汐河口消失。珠江口门的大黄鱼渔场被泥沙淤积，鱼群的生殖洄游路线发生改变。南海另一大黄鱼渔场——南澳渔场开发较晚。长期以来，南澳捕捞法以桁艚、牵罾和设置于滩涂的定置网渔具为主，大黄鱼不是主要渔获物。乾隆时期，潮州地方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恢复，捕捞大黄鱼的技术——敲罟得以传播，南澳渔场被大规模开发。南海盛产玳瑁、珍珠、海参、鱼翅等珍贵海产品，其渔场开发与市场贸易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明初，珍贵海产品消费局限于宫廷和士宦之家。正统以后，在高度商业化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消费风气渐趋奢靡，珍贵海产品进入寻常百姓家。经营此项贸易的商人崭露头角，他们不仅为内地市场提供大量商品，还将资本投向渔业生产。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近海珍贵海产品渔场被开发，诸如北部湾珠池成为官民争利的焦点。18世纪末，珍贵海产品消费蔚然成风，长距离贸易连接了市场与渔场。渔民远赴南海诸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岛屿渔场作业。 “五口通商”后，沿海、沿江口岸相继开埠，对于南海渔业资源开发意义重大。汕头、北海、海口等一批通商口岸与香港的转口贸易兴起，彻底改变了广东传统的水产品贸易格局。海关贸易数据显示，粤东、粤西的海洋鱼类经香港、澳门输入珠江三角洲，韩江流域和广西南部的水产品需求量极大。为此，南海经济鱼类的捕捞进入短暂的兴盛期。1895年以后，外洋水产品向中国倾销。潮州和珠江三角洲的鱼行转而经营外洋货物，对本地渔业投资缩减。外洋鱼类通过珠江航运向珠江流域大量输送。水产品贸易格局的变化，成为南海传统海洋渔业衰落的重要原因。明清以来，渔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已遍及近海与外洋，他们常年生活在海外荒岛上，对于传统海疆的形成和开发意义重大。国家政策、海洋环境、捕捞技术和市场贸易与海洋渔业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成为经济鱼类和珍贵海产品资源量和渔获量波动的主要原因。
【学位授予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4
【分类号】：N09

【参考文献】